什么叫做风流？魏晋的风流充满节制而张扬的气息，衣袂飘飞之时风姿绰约，光影交错之间自有风骨。彼时的魏晋像一幅杂乱的画，画中刻满士人在纷乱政治下不屈地挣扎，自由、荒诞和倔强都渗在画纸深处。佛教蔓延过玄学和儒学的边界，神妙高古的笔法绘就锦绣山川和士人风骨；画中依稀可见逡巡在薄暮中的儒士，背对着五斗米搭建的世俗。

在这个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为文化传播创造独特条件。佛教和希腊等外来文化进入中原，本土化道教玄学兴起，逐渐与官家儒学名教成分庭抗礼之势。各思想派别既对立又统一，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融合与吸收，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思想格局。

提到魏晋时期的思想动态，很难避开玄学这个话题。玄学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儒道内部心理需求变化而来。

从政治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崩坏的“禅让”制度和宦官专权现象打破了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的道德和伦理秩序，一部分士人察觉到世事之变，选择了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出现了身陷政治泥淖、心向自由清明的精神矛盾，于是寻向老庄，兼摄儒道。

1.儒道之分

儒教和道教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恰是他们融合的前提。儒教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官方政治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故当时的人们又称之为“名教”。在某一社会形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成熟过程中，一定有官方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出现，并主导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官方政治学说，它所提倡的纲常伦理极大地维护了封建君主的统治。这种“人伦秩序”和道教所倡导的“无为而治”有着根本上的分歧，道家主张生命重于一切，应当看破红尘，远离政治。

2.儒道之合

双方这种鲜明对立的观点存在，为二者的互通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儒道互动。

孔子在《论语》中表述自己对身处乱世时明哲保身的做法，“道不行,乘俘浮于海”“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更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但直到魏晋时期，二者才真正意义上达成融合。两汉神学目的论的出现使得儒文经学走向牵强附会、繁琐僵化、支离破碎的困境。魏文帝曹丕时，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取代了经术取士，使得儒学在思想和现实中皆失去了其超越性和神圣性。

援道入儒成为借“道”之自然性重新树立名教之超越性与神圣性的一种途径,以儒道兼综为特征的魏晋清谈之风兴起。后经何晏高扬道家本体论，王弼援道入儒，玄学体系正式确立，儒道融合的大格局也正式形成。

尽管儒学的道化倾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儒学本体论遮蔽和社会功用弱化基础上形成的儒道合流，道家思想终究是无法完全代替儒家的。在后世各朝代对儒道的看法或可一窥端倪。

有文献研究，“而稽考自元寿以来,佛学在我国独立而为道法之一大宗,则在桓灵之世。”可见在两汉之际，佛教的某些内容已经通过一些方式进入中国。同是以生命神学为本质特征的宗教，道教和佛教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为本土和外来宗教。二者在哲学层面的主张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含有否定政治世俗的因素。佛教的传入使得国人开始重新思考道教和儒教的关系，佛教的一些主张在受到大环境影响下也开始逐渐向主流思想转变。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理智地相互奔赴的过程。

1.佛道之分

魏晋南朝时期，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记录了士大夫阶层相对发达的外丹道教，表明士族在学习治国之术之余，对永恒生命的追求。这种依托于政治，又开始逐渐脱离政治中心的思想主旨，使得道家思想在功名利禄和永恒生命之间更偏向于后者。道家老子被塑造为一个终得大道，羽化成仙，享受无边生命的幸福的形象。这种出世的、以生命为根本主旨的个人信仰体系和传入中国的佛教有相似之处。

但在古代印度，佛教是一种彻底出世的宗教，完全否定政治伦理和世俗社会，勾勒出一个美好而飘渺的“来世”。这与本土不谈政治、却不反对政治伦理的道教思想存在很大的出入。

在佛道最初的接触过程中，冲突是大于融合的。从客观上来说，理论基础薄弱的道教并不是体系完善的佛教有力竞争对手，在佛教传入之后，道教在宗教理论建设和宗教仪式方面皆有参考佛家体系。

唐法琳《辩正论》中引《晋世杂录》曰：“道士王浮每与沙门帛远杭论,王浮屡屈正,遂改换《西域传》为《化胡经》,言喜与聆化胡作佛,佛起于此。”

《化胡经》的产生成为两教教徒相互攻击对方的武器。《西游记》第四十四回描绘了一个车迟国“兴道灭佛”事件，该国僧人地位极低，除被抓去做苦力外，有甚者还有牢狱之灾；入目所见寺庙破旧荒废，僧人更是骨瘦如柴，饿殍遍地。

与之相反的是国王沉迷炼丹之术，宠信妖道，大肆修建道馆。这种描写虽有抹黑道教的嫌疑，却在一定程度上忠实记录了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对佛教的摒弃。与南方对待佛教温和辩论的态度不同，北方行政压制的方式简单粗暴，更注重富国强兵，发展生产，这也是后来能够统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2.佛道之合

事实上，我们发现佛道所倡导的思想主张并非截然对立。佛教般若学的广泛传播与玄学有密切关系,这是向所公认的事实。佛教的“出世”思想和魏晋时期玄学所倡导的道法自然不谋而合，相似的理论为二者的融合打下基础。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佛教不得已做出了迎合本土教义的改变，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影响了各社会阶层。脱胎于名教的玄学自古以来研究的就是政治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在于保持现有社会制度的同时实现自然自由的追求。佛教般若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玄学因固于丹药而导致的的理论不足，在精神境界和义理方面都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很多推崇玄学的人开始和佛教般若学者交流结交，模仿对方的举止言谈和名士风度的行为一度风靡。

这种交融互通，对佛教来说是融入中国思想体系的重要一步，对本土玄学来说，也是继续发展完善的动力来源。

洪修平先生曾说，“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兼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意义。”两晋时期的三教融合，基本确立了中国之后儒佛道思想史上的定位。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的伦理道德基础，外来文化能否在中原广泛传播，取决于和儒学的调和程度。显然，佛学正是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哲学底蕴，找到了适合中国大众心理的思想脉络，二者经过反复的冲突和矛盾，其融合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1.儒佛之分

佛教传入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对其违背儒家宗法制地位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质疑。有人曾对外来的佛教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亦惑乎！”具体来说，是儒家心怀天下，关注现实生活的政治思想与佛家远离世俗，期盼来世的主张存在对立，这种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和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引发了关于因果报应和形神之争。尽管佛教尽力表明二者的思想并没有冲突，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难以脱离政治和社会的制约，最终结果是佛教承认儒学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并逐渐向中国化演变。

2.儒佛之合

早期的佛教在进行传播和翻译时，就使用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概念来解释佛教教义，这使得佛教思想迎合了中国大众的传统心理，更容易传播开来。为了应对统治阶层和士族们的批判，佛教典籍中多引用儒学思想，以儒佛一致来博取同情和合法的传播地位。

魏晋时期，佛教通过宣扬其和儒教都有教化民众的作用来说明二者的一致性。北周道安在《二教论》中指出儒佛最恰当的关系是“释教为内,儒教为外。”这种观点掩盖了两教之间的内在矛盾，将佛教独特的生活方式，视为和魏晋时期名士风度无异。

佛教的中国化表现在对生死观念的接纳，中国的佛教徒不再仅仅追求来世幸福，也更加注重现实生活，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参与性加强。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社会秩序是其得以流传下来的重要因素。如此，儒、道、佛皆有其存在的必要，“旧月俱明各有所照”，三教融合也有了其合理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佛道三家思想冲突和融合的重要时期，从魏初儒道衰落，玄学兴起到两晋佛教般若学传入，积极参与到玄学讨论再到东晋时期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格局重新确立，期间经历了援道融儒、佛道合流和佛儒互动等多次思想上的交流融合，其互动结果依然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回首那段时期的风云变换，分析其背后的形成原因，汲取其中豁达的人生观和包容的道德观，或许会对现实中的困顿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研究》

《魏晋风流——魏晋南北朝人物画审美研究》

《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