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日前，浙江金华小伙“扶人反被讹”一事引发关注。伤者儿子表示愿意公开道歉和赔偿，并称“从没讹人的想法”，只是提出合理怀疑。扶人小伙则表示，不接受和解，坚持起诉，要求对方公开道歉和1元钱精神赔偿，“因为不想让其他扶人者承受像我这些日子以来同样的恐惧。”(《新京报》9月14日)

虽然说，伤者一方否认讹人、称是合理怀疑，与事实性质不符，有掩饰自己的不妥行为之嫌，但他们事后表现出来的既愿意道歉又愿意赔偿的积极态度，是无可指摘的。扶人小伙不接受和解、坚持起诉要求1元钱精神赔偿，尽管被一些媒体大加赞赏，认为通过对讹人者起诉可以正风气、遏制扶人反被讹歪风，其实，这样的起诉意义并不大。

首先，伤者一方并不是顽固不化、没意识到他们行为的不妥，而是同意扶人小伙的赔礼道歉和赔偿请求。义务方主动履行义务而权利方不接受，非要起诉，即使胜诉也因为提起无意义诉讼白白浪费司法资源，自己最后还得承担诉讼费。毕竟，根据现行规定，除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案件、商标民事纠纷等极个别案件外，一般案件即使胜诉的话，也不赔偿聘请律师等费用，要自己承担全部诉讼成本。

其次，伤者不让小伙走、交警到场后坚称是被其撞倒，伤者妻子也要求小伙到医院看望，这确实是讹人、让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表现，会让小伙产生精神压力和担忧，但并不是给人制造精神恐慌或压力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别看只请求1元的精神赔偿，也因为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不予支持的。

事实上，由于讹人得逞的后果不过是返还所讹财产，没得逞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结果是，一方面，被讹之人没有索赔的依据，没人对讹人者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使得讹不成也不会失去什么，致使讹人成为一种只赚不赔的买卖，让讹人者无所顾忌，客观上纵容了讹人风气。

所以说，要遏制对好心人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进行讹诈的道德败坏之风，仅仅鼓励扶人者进行起诉是无益的，那不过是意气用事。要使起诉有意义，要遏制讹人之风，关键还得健全法律，有法律进行撑腰。一方面，鉴于讹人同寻衅滋事、诽谤他人、敲诈勒索等一样是一种社会危害行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讹人行为也予以治安处罚；另一方面，完善民事法律，对讹诈行为进行 反 讹诈，可规定被讹人有权以所遭讹诈数额请求赔偿，以及对讹诈数额不清或者较小者，规定给予500元或1000元的底线赔偿。

由于人们倾向于根据行为后果特别是得失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法律措施，使讹人成为既赔本又受惩罚的得不偿失之事，而不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人们才会鉴于行为后果而尽可能不做讹人之事。即便偶尔为之，也会因为受害人有起诉的利益和动机，不用鼓励也会自觉拿起法律武器，让讹人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 吴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