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律》中，有关于强迫结婚的先决条件，制定的非常清楚，比如“同姓成婚”，就属于是“违律成婚”。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此处的同姓，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两个姓张的人不能结婚，而是“同宗同姓”，即所属同一家族，姓氏也相同的两个人，不得结婚。
可见《唐律》对待同宗同姓成婚的惩罚尤为严重：
一是徒刑二年。
二是“缌麻以上”，则以“奸”论。
在此要科普一下“缌麻”的概念。
缌麻，为古代丧服名，而通常人们来判断亲属的远近关系，会以丧服的级别作为依据。
于此，共分为五个等级：
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缌：sī）
斩衰为最重的丧服，父辈及以上家中长者去世后，由其子女，长子长孙穿斩衰，为其尽孝，所以斩衰所代表的，正是直系亲属，如儿子，孙子，女儿，孙女等。
再往下，以此类推，缌麻就属于家族中比较远的亲属了，但也算在“五服”以内。
不是有句老话嘛，叫“最亲不过五服”。
这也正是旧社会常说的“五服”理论，即，在长者葬礼上根据性别、长幼以及和逝者血缘关系远近，从而设计出来的五种丧服，统称“五服”，并以此作为判断亲属关系远近的主要依据。
“五服”关系示意图
有时候我们听到某个亲戚说，谁家的大儿子或者闺女——“没出五服”，那就代表着亲戚关系还算是“五服之内”，属于“宗族亲戚 ”，而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亲的堂兄的大侄女这种“出了五服”很远的亲戚。
（如上图中右上角的“堂曾祖姑”，已经“出五服”，而亲戚关系也是令人头大。。。）
所以上条《唐律》中“缌麻”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同一宗族五服以内的同姓亲戚，如果成婚，则以“奸”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禁止近亲通婚”，凭此也体现出《唐律》的法律完备性。
缌麻以上，以奸论。
这就不仅仅是法律惩罚范畴的问题了，还关乎家族脸面，关乎名声，试想以古人重名节的思想，这种惩罚无异于毕生奇耻大辱。
所以如果家中长辈逼迫宗族里的同姓亲戚与子女成婚，一经发现，则会被论处“同姓成婚罪”。
但回到主婚者逼迫，子女可反抗的问题上来，若在逼婚过程中，子女凭此反抗，最后也未依照父母之命成婚，按照我上文援引的法律条文，则反抗有效，而被视为无罪。
「疏」议曰：「男女被逼」，谓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
若主婚者使用威逼等强制手段，迫使同姓亲属与子女成婚，则：
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男女勿论。
也就是说，以逼迫手段强制成婚的主婚者，事后官府得知此事，追究下来，查到主婚者是安排的“同宗同姓成婚”，则主婚者将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成婚的男女双方勿论。
当然，这种逼迫性成婚的前提条件，如同宗同姓成婚，相对来说还是属于少数，但我国古代不乏“同宗同姓成婚”的例子，可能事出有因，但一般而言，同宗同姓成婚，在唐朝仍是以罪论处。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可还有另一种与同宗同姓性质相同，却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不予罪论。
这种罕见情况可总结为：
两个原本“同宗同姓”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偶然变成“同宗异姓”，而他们的后代对此毫不知情，于是后代两名子女成婚，即使这两人客观上“同宗同姓”，但也不会被判有罪。
比如男女双方的祖宗同属一个家族，姓氏也相同，这就是“同宗同姓”，按照唐律的严格规定，同宗同姓结婚肯定是要以“奸”论罪的。
但后来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家分成两家，并且分出去的一家把姓给改了，那就成了“同宗异姓”，而针对这种特例，即使两家后代中有子女成婚，但也不会以罪论处。
上面这一番话，可能比较刻板，那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打比方，长安城铁匠王大麻子的祖上，姓李，名李四。
追溯到几百年前，李四与李五，原本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两人这就属于“同宗同姓”，按唐朝法理来说，他们的后代也属于同宗同姓，因此不可成婚。
但后来李四由于战乱等原因远走他乡，为避祸，李四改了姓氏，改叫“王四”，那王四跟李五，就从原本“同宗同姓”的兄弟，变成了“同宗异姓”。
等过了几代人，王四的子孙也逐渐沿用新姓，都姓“王”，就好比王大麻子，他祖宗是李四，可他祖宗后来改姓王了，所以本该起名李大麻子，结果成了王大麻子。
另由于已经过去好几代人，也没家谱传下来，慢慢的，王大麻子的祖宗“李四”，就被他们这些后人所淡忘，包括外人，也只知道长安城铁匠王大麻子的祖上，是叫王四，而不知道王四的另一个身份，叫李四。
可是到了唐朝这一代，作为王四后人的铁匠王大麻子，机缘巧合下，又回到了祖先的籍贯故土，娶了李五的曾曾曾孙女——李大花，之后王四带着老婆回到长安，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那么王大麻子和李大花，理应是“同宗同姓不同祖”，但因为祖宗李四逃难，中间改姓王，所以作为后人的王大麻子与李大花结婚，就变成了“同宗异姓不同祖”。
即，二人同属一个大的宗族（李），但到了王大麻子这一辈，则不同姓（李-王），祖宗也不是同一个人（李四-李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