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文官，好像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不管外敌如何强大，国家有多危急，内部党争都十分激烈——南宋南明如出一辙。

宋朝马上就要*清盘了，连太皇太后都带着前任小皇帝投降了元军，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小朝廷文官们仍然把官位和权力看得比如何苟延残喘还重要——或许是因为官越大，投降后得到的待遇越好。

文天祥被俘后，张世杰仍然坚持抗元斗争，说明张世杰也是一位英雄，似乎在军事水平上也未必不如文天祥。

我们细看史书，就会发现张世杰被指责“重兵厚资，惟务远遁”，正是出于对宋朝的忠诚——时任保康军节度使、知平江、检校少保的张世杰，要求跟文天祥合兵一处，在临安城下与元军死战到底。但是当时还没有被俘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和丞相陈宜中一心向元军求和，根本就没胆量开战，甚至连传国玉玺和降表也在1276年正月十八送给了元军——这摆明了是要无条件投降。

力主抗战的文天祥和张世杰只好带兵入海，准备继续抗战：“德祐二年正月，大军迫临安，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与天祥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

​这样看来，不肯屈膝投降的，不仅仅是文天祥，还有张世杰，带兵出走的，不仅仅是张世杰，还有文天祥。

同样带兵出走，文天祥跟张世杰走的并不是一条路，直到二人先后战败，也没有“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极力排挤陆秀夫的陈宜中是不是好人，就不好下结论了。陈宜中与文天祥的事迹见于《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陆秀夫跟张世杰进了《忠义传》。

关于陈宜中，《宋史》是这样记载的：“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临安府捕逮京学生。宜中仓皇发京城民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为笑。十一月，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兵援常州，玉与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

​《宋史》对陈宜中的评价，几乎没有什么好话，事实上陈宜中本人也没有为宋朝尽忠，也没有降元，他跑掉了：“益王立，复以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返）。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

陈宜中之所以能当上“左丞相”并且有资格跟陆秀夫闹别扭，还要感谢张世杰的“逼迫”：陈宜中以母亲亡故需要守孝为名，准备回老家避难，张世杰想了个“损招”——把陈母的棺材抬上了船：“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

强扭的瓜不甜，陈宜中最后还是以“打前站”为名溜掉了，元朝丞相脱脱对南宋小朝廷的党争大发感慨：“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国者交欢戮力，犹惧不逮，所为若是，何望其能匡济乎？”

事实上内斗的不仅仅是陈宜中与陆秀夫，“冤家对头”还有国舅杨亮节与秀王赵与择：“杨亮吉居中秉权，与择多所谏止，遂遭忌嫉。元兵逼浙东，被命出瑞安，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城破，率众巷战，兵败被执遇害。”

​熟读宋元史书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当时南宋已经穷途末路，即使是孙武吴起复生，也已经无力回天，张世杰在崖山之战中学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事实上张世杰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宋军并不是败于元军火攻，而是败于宋军缺水和宋将临阵倒戈。

关于崖山之战，读者诸君知之甚详，笔者不再赘述，咱们今天只说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第一件，张世杰确实是把战船都用铁索连在了一起，但那是无奈之举。

因为元军在陆上的重重封锁，张世杰陆秀夫乃至八岁小皇帝赵昺带领的二十万人，即使每人每天只喝一升水，那也得二百吨。该死的老天不下雨，这二十万人后来渴得喝海水：“弘范兵至，据海口，樵汲道绝，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

读者诸君都知道，喝海水跟饮鸩止渴的效果是一样的，即使是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最后也会呕吐眩晕，战斗力几乎归零。张世杰连船为寨，可能还有另一个考虑，那就是防止动摇分子临阵脱逃：结大舶千余作水砦，为死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