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画像及自画像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赵孟頫生平：
宋太祖赵匡胤之后——
赵孟頫(zhào mèng fǔ），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士，故画史又称“赵吴兴”。
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
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告，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死后被元英宗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
一生历宋元之变——
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
很好的文化家庭熏陶——
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
宋灭亡后被元重用——
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
借病乞归——
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
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
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
拜为翰林侍读学士——
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儒师太子副詹事王约的影响下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
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
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他“荣际王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在元朝文人中最为显赫。
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
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二是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
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五是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六是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七是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八是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
《秋郊饮马图》是赵孟頫晚年人物鞍马画的代表作。图中画牧马官驱骏马十数匹驰逐于野水长堤、绿波红树之间。此图布局讲究藏露，中景露地不露天，林木、坡石、人马置于右半部，人马向左方走，把来处藏于画外。左方只露出树干和溪水，把树干和远山远水藏于画外。堤岸、溪水向左方延伸，通过岸上两马的奔逐，点出境外尚有无限景物，画似尽而意未尽。作者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人马线描工细劲健，严谨中蕴隽秀；树石、陂陀行笔凝重，苍逸中含清润。绿岸、丹枫、红衣，设色浓郁中显清丽，且色不掩笔，淳厚而富于韵致。十匹马的神态各异，或奔腾追逐，或徐步缓行，或低首就饮，或引颈长鸣，人马虽小。意态生动。此图是形神兼备、妙逸并具的佳作。
赵孟頫《人马图》
《人马图》画一匹肥硕的白马，一个手执缰绳的奚官。马的轮廓线条画得相当简洁、流畅，表现了马儿的膘肥体壮。这种用线的方法源于唐人的游丝描。画上自识：“元贞二年正月十日作人马图，以奉飞卿廉访清玩。吴兴赵孟頫题。”
赵孟頫《红衣罗汉图》
赵孟頫《红衣罗汉图》纸本设色，高26厘米，长5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作仿古工笔重彩, 画一红衣罗汉于大树下杂石上, 盘膝侧坐, 平伸左掌。人物神态自若, 风格静穆古朴。此画多保持唐人风范, 法度严谨。画卷后题：“余尝见卢棱伽罗汉像, 最得西域人情态, 故此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西域人, 耳目所接, 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 虽善画, 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与罗汉像,自为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观者以为如何也。庚申岁四月一日, 孟书。”
延伸阅读
赵孟頫的悲情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赵孟頫（1254-1322）是一位博学睿智、才华横溢、书画超逸、诗文清丽的艺术家。然而，由于其是宋皇室的帝胄而出仕入元，在传统的“士”与“道”互重的天平上发生了倾斜，使他颇遭非议，为他个人的历史蒙上了阴影。
归隐出仕现两相难
这是一个铁马金戈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着悲剧意味的年代。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长期由汉人执政的宋王朝终于在忽必烈统帅的蒙古铁骑冲击下土崩瓦解了。一部改朝换代、人事更替、兴衰相交的活剧正上演着。
此时，在山明水秀、文采风流的江苏吴江，住着一位年仅26岁的青年贵族才俊赵孟頫，作为宋太祖十一世孙，南宋孝宗胞兄伯圭之四世孙，面对国破家衰，人事巨变的现实，这位前代王孙的内心是十分痛苦无奈而迷惘失落的。他在诗文中真实地流露了自己的心情与感叹，“锦缆牙樯非胙梦，凤笙龙管是谁家”（《溪上》）。“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岳武穆》）。无论是伤感，还是期盼，赵孟頫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然而，他作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一是皇室后裔，一是名士才子），现实为他提供的选择也相当有限，仅是两种：一是隐姓埋名，归隐山林；一是出山入仕，步入官场。赵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而且从五品官阶荣升至一品荣禄大夫。中国士大夫历来所信奉的“士志于道”（孔子语）在他身上发生了裂变，“重名节”的传统人格被他身上一袭元朝官袍所掩没了，这为他带来了相当的麻烦。赵孟頫的选择为他带来了大节不忠、降志辱身的评判。
历史地看：对于赵孟頫仕元的个人行为，要作具体的分析。首先，从国家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不能单一规定应当由哪一个民族来统治。赵作为宋皇室后裔而入仕出元受封，应归属于正常的历史选择与合理的人生取向，那为什么却蒙受历代文人的指责？包括赵孟頫的内心也充满着矛盾与隐痛？有两种成分在起支配作用，一是大一统的汉民族传统，一是狭隘的大汉民族心理。
在确立了以上这个大前提后，再对赵孟頫入元出仕的时间与心理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理解赵孟頫选择的内在逻辑行为。
观望十年终无奈
南宋王朝灭亡时，赵正当风华正茂的青年，他此时已才华超群、声名远播，面对宋家王朝的覆灭与元王朝的建立，他是带有兔死狐悲的凄凉感与痛楚感的，他也曾有过归隐山林的想法，在《和子俊感秋五首》中，他写道：“吾生性坦率，与世无竞奔”（见《松雪斋文集·卷二》）。就在这种期望归隐亦企盼复辟的矛盾心态中，他居家休闲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他“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而且勤于绘事，“彭泽丹青顾虎头”，看来是埋头于书画诗文，日子过得的确十分淡泊且与世无争。然而，十年在弹指一挥间过去了，赵孟頫所面临的现实也越来越严峻了，也就是说他不得不作出选择了。赵的皇裔身份、才子名气使元代统治者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他。第一次，当尚书夹谷推荐他当翰林编修时，他相当干脆地拒绝了。这种拒绝在当时应该是带有几分勇气和胆量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对于那些不合作的名士才子，大致准备了二条道路：一是荒芜边远的流放之地，一是流血砍头的刑场屠刀。所以，当十年期盼无望，十年休闲无奈后，赵变得似乎现实了，他也将从青年迈入不惑之年。同时，作为一名读书人，他在骨子里毕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出仕情结。至元二十四年时，江南侍御史程钜夫出访江浙，征诏社会贤士时，赵孟頫又被作为首选人。这次，他没有也不敢拒绝。于是，赵孟頫来到了元首都燕京出任兵部郎中，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漫长达34年官宦生涯。从中可见，赵孟頫仕元是经过了长达十年的观望之后，而且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很难回避元朝统治者的关注。
一生事事总堪怜
赵孟頫入元后，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正直的人品得到了元统治者的赏识，并委以重任。可谓是仕途畅达、官运亨通的。为此，他有时难免有几许得意、几分自负，并对元世祖写出了“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赤报皇元”。无论是他出于需要，作为官样文章让元世祖看看，还是出于真实的感谢皇恩，但反观其内心深处，他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王孙情绪与皇裔心态，内疚与惭愧常常折磨着他，从而转变成为一种深深的宿命感，并相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入元后的赵孟頫，尽管享受皇家俸禄，现实生活的荣华富贵，并不能使他内心得到平衡与抚慰，这就使他常陷入一种矛盾与痛苦的境地中，进行着一种精神上的炼狱，于是就生产了两种宣泄：一是以诗抒怀。“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己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守怀抱。”（《松雪斋文集·卷二》）“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卷五·岁晚偶成）他憧憬着归隐山林丘壑，期待着有朝一日脱去乌纱，成为自由自在的沙鸥。第二种宣泄就是以画抒怀：他的山山水水笔墨空灵静逸，构图清丽古幽，具有一种惆怅茫然的情致，实际上这是他矛盾心态在笔墨上的折射。明代大画家沈周也能从赵的丹青线条中窥破其内心的隐痛与哀愁：“还从渗淡见旧物，似有涕泪含孤忠。”山水的惨淡寄托着他对旧日江山的怀缅，含泪的孤忠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无奈，这是一种何等悲剧性的宿命感呵。赵晚年所写的这首诗能真实地佐证这一点：“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松雪斋文集·卷五》）五年之后，赵便以忧郁的心情和悲凉的心态离开了人间，年仅68岁。在他生命的暮年，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观照，无论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还是功成名就、蜚声海外，他都作了彻底的否定。而唯一值得留有情愫的是他的笔墨，蕴含着特殊的情感，但对此他表现得很清醒：不存什么奢望，仅留人间作笑谈。这首诗是赵为他当初的选择所作的宿命的注脚。这是一种何等代价的选择呵，不仅从此永远折磨着他的灵魂，而且缩短了他生命的年轮。作为一名书画家，他本应颐养天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赵孟頫入元出仕的选择是一种痛苦的人生选择，但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一位具有良知的官吏，他为政是崇尚义德与讲究效率的，据附录于他本人文集卷首文称他“议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佐郡治，则平反役卒之冤，兴学校，则奖励勤苦之士。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处之怡然若寒素。”从改革法律条文到仗义执言，敢于冒犯权臣，从平反冤役到兴学办校，虽身居高位，但处世依然谨慎谦益。然而这些政德政绩，却常常被众所忽略而加以淡忘。 （王琪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