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记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游猎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状况和近百年的沧桑巨变，直至民族消亡。小说蕴含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也充满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一切生命灵性的关爱和礼赞。然而，读至最后一页，合上书的那一刻，闭上眼睛，能让我回味最多的内容，却是死亡。

不唯《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迟子建的每一部小说里，几乎都有死亡的场景。她不仅善于描写死亡，甚至热衷于描写死亡。我想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她在生活中有过太多对于死亡的深切感悟。

迟子建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县北极村。小小的村落里，每个人的死亡都会被无形中放大。而亲身经历更能让她刻骨铭心。早年丧父，她写作了《白雪的墓园》；结婚仅四年，迟子建的丈夫便在意外的车祸中不幸身亡，她又因此而创作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书中写道：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因车祸丧夫后独自远行，在异乡目睹无处不在的苦难、不公和死亡后得以解脱的故事。这显然是迟子建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她笔下的死亡，从不去做病态的极端展示，不刻意渲染悲伤的氛围，而是哀而不伤地点到为止。在众多人物面对死亡的态度上，表现生命的美感与伤感。迟子建的小说中，死亡仿佛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是其精神的历练与拯救。所以我在她的文字中，读出了“死亡美学”的色彩。这些死亡，当然是作家自身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

虽说死和生一样，是生活中的平常事。然而，人们面对死亡时，却又总是那么凝重，甚至避讳谈及。就连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都言“未知生，焉知死”。我却想说：未曾深刻地思考死亡，真的可以轻易领会生的意义与价值吗？

《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因为死亡。迟子建曾看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叫柳芭的鄂温克女画家的故事。她凭借才华走出森林，大学毕业工作不长时间后，又辞职回到森林，最终却在困惑中投河自尽。

真实世界中的柳芭，在小说里化身为“我”的孙女依莲娜，她在画完最后一幅画后投身河流。《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死亡的目的不在于死亡事件本身，而是将死亡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贯穿全书。小说中的死亡呈现出多种形态，有婴儿的夭折，有冻死，有自*，有被*，有衰老、疾病，有意外，甚至还有吓死等等。

森林中很多冬季出生的孩子，常因严寒而导致夭折。鄂温克人会将夭亡的婴儿装进白色布袋，仍在向阳的山坡上。使她们像凋零的花朵一般，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这一幕常被描述得美丽、圣洁，在白雪覆盖的森林里，让死亡也不再冰冷，仿佛有了温度。

“我”的父亲林克，是在大雨天外出被雷电击中身亡的。鄂温克人的观念中，自然界中的一切都由神灵掌控。尼都萨满将“风葬”林克的平台搭建得很高，因为林克是被雷神带走的，所以要让他距离神更近些。本属凄惨的死法，在小说中得以升华。而“我”的感受，原文这样写道：

父亲走了，他被雷电带走了。从此后我喜欢在阴雨的日子里听那“轰隆轰隆”的雷声，我觉得那是父亲在和我们说话。他的魂灵一定隐藏在雷电中，发出惊天动地的光芒。

爱跳舞的达玛拉，在儿子鲁尼的婚礼上跳了一整夜的舞，长眠于篝火旁的草地上；尼都萨满和后来做了萨满的妮浩，也都是在长时间的跳神舞后死去；老达西和他的“神鹰”，为复仇与狼厮*而死；瓦罗加被黑熊咬死……

金得因不满母亲定下的婚姻，于婚礼结束后上吊自*。并且他选了一棵枯树，因为按照族规，吊死人的树是要连同死者一起火葬的。即便是死，作者也要突显人性之善。所以，这些死亡的背后，都藏着秘密，需要细致的读者用心发掘。

而最耐人寻味的死亡，当属妮浩失去的那些孩子们。妮浩共*并生养六次，每次跳神救活一个人，自己就会死去一个孩子。直到小女儿贝尔娜因此逃走。妮浩为救活别人的孩子，先后失去四个自己的孩子。用妮浩自己的话说：“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了，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

这些死亡情节的描写，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平静而低沉，如山花开落般静谧、自然。这些形形色色的死亡意象，真正昭示的，也是生生不息的另一面，是这个民族绝不会因为这么多的死亡而消亡的真相！相反，最终使其消亡的，恰是为了让他们换一种看上去似乎更美好的活法。

“风”的意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有一个出生两天便夭折的姐姐，因为大风掀起了她们森林中的房子“希楞柱”的一角，“我”的姐姐还没有名字，便受风寒而死。

风可以将生命无情地带走，也能送来新的生命。作者将晚上在希楞柱里听见的风声分作两类，一类是自然界的风声，是森林与大地的呼吸；一类是相爱的人们共同制造出的“风声”，新生命就诞生在这样的“风声”里。

生，因“风”而至；死，归于风中。鄂温克人婴儿夭折，只需装进白布口袋，仍在或埋在向阳的山坡上，而成人死去则可以选择“风葬”。按照小说中描述，风葬的方法，就是找到排成方阵相对而生的四棵大树，在上方的树枝上用木杆搭出横梁，做成平面。然后将尸体头朝北，脚朝南地放上去，再在其上覆盖树枝。

和《狼图腾》中描述的，死后尸体丢在草原上喂狼，以及为人们所熟知的藏族的天葬习俗一样，鄂温克民族的人们也相信，死亡只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通过他们各自遵循着的墓葬习俗，可使灵魂顺利进入天堂，或尽快转世回生。

在我看来，风葬的习俗更体现着鄂温克人敬畏与热爱自然的精神。他们信奉的萨满教，认为天地之间，处处都有神灵。石头、河流、大树、火与风等，都由它们各自的神祇主宰。因而，风葬的目的在于拥抱自然，或被自然拥抱，也就是近距离地与神接触。小说中玛利亚死后选择了风葬，他的丈夫哈谢因此说道：

玛利亚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和月亮，小灰鼠会抱着松塔，跳到她身上和她玩耍……

庄子《齐物论》中对于生命的认识，可简单总结为“齐物我”和“齐死生”两个要点。庄周就是蝴蝶，蝴蝶就是庄周，物我平等没有差别；“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与死一体两面。而这两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都有具象化的体现。

“我”的姐姐列娜，小时候遇风寒病危，尼都萨满通过“神力”让一只驯鹿幼崽代替她去了那个黑暗的世界。而后文的“列娜之死”，是那只失去幼崽的母驯鹿，在部族迁徙途中主动俯身让列娜骑乘，结果使她睡着后冻死在途中。

“我”同丈夫外出打猎，曾因不忍而放过四只水狗的幼崽，“我”深信是因此才顺利*，生下长子维克特的。同时，又因为在曾经受孕的“碱场”，玛利亚打死过一只小鹿，“我”也因此早产而失去了一个孩子。

这种故意设置的巧妙的因果关系，让人以为生命之间是一种可以“代换转化”的平等关系。在这里，人的生命并没有比动物的更高贵。所以，如同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森林里的鄂温克人，无论猎到熊、鹿、兔子，哪怕是一只山鸡，在享受它们的过程中，都要为死去的生命举行“风葬”仪式。这一切，所传递出的观念便是“生命平等”和“物我一体”，也就是“齐物我”思想的生动体现。

前文也说过，妮浩每次跳神救活一个人，自己的孩子就会死去。而她并没有因此停止救人，她宁可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失去孩子的妮浩，很快又会孕育出崭新的生命。如同庄子思想中的生死观，人们对此看作如天地般自然、平常。对“生”并不过分感到高兴，对“死”也没有过分厌恶，对生、死是一视同仁的。

所以，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代表的，迟子建大多数作品中，对于死亡的表述和思想观念的传递，全都哀而不伤，充满温情之美。既没有歇斯底里般的情感宣泄，也不作凝重苦难式的气氛渲染；而是将死亡升华到诗意般的美学高度，以契合其文字所追求的“田园牧歌”式的空灵之美的境界。当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同作家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和认知，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回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死亡意象的作用其实和新生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象征。然而， 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结局更无法改写。因此，唯一能做到的，便只有一曲挽歌话悲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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