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态度，取决于国家政治和经济目标达成的需求，而不是散户赚钱的需要，因此理清楚资本市场对于发展经济的价值，便十分有必要。

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易斯拐点前阶段、黄金发展阶段以及后刘易斯拐点阶段。

其中，刘易斯拐点前阶段，即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流出，劳动力供过于求，这时候企业主会通过压榨劳动力的方式来实现财富积累，而劳动者在该阶段难以有议价权。

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企业主需要加大对设备的投资来提升产出，同时需要提升劳动者的工作以及工作环境。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会同步伴随劳动者储蓄率、消费和投资的扩张。与此同时，工业化进入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高阶阶段，资本 创新 工程师是产业得以继续发展的驱动力。

于是，产业需要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科教兴国被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人口红利开始向工程师红利转变。面对不确定性的创新风险，资本也需要从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向以股权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市场转变，从而避免过重的债务压力。

这套体系的有效运转，便可以带来国家发展的黄金阶段：依托科技创新及工程师红利，本国产品不断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迁移，产品成本虽有提升但是仍有优势，追赶国家的工业体系及配套上不健全，劳动者通过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以及投资收益来实现财富增值，进一步拉动消费，消化自身体系所制造的产品。在这个阶段，所有人都是受益方，这也是称之为黄金阶段的原因。

构成这个黄金阶段的几个关键词分别是：科技创新、工程师红利（教育改革）、制造业立国、直接融资、提振消费。资本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便是把居民天量储蓄通过股权融资市场投资到实业，鼓励企业家创新及融资，也让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高的收益，慢牛是最符合该定位的资本市场走势。

国家想要达成的目标一直很明确，需要观测和验证的是该目标是否可实现，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后刘易斯拐点阶段，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本国工资水平不断提升，企业主发现在海外做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在国内做投资，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转移，启动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在此阶段，本国企业主的回报率进一步提升，而劳动者中的低端劳动者却因为失业而带来整体工资水平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这种贫富分化的差距带来了我们所看到的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