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斌/口述

黄毓婕/撰文

我叫郭延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沈阳变压器厂的一名国企员工，后来在日企当过中层管理，也自己创过业。差不多十年前，为了让女儿接受更适合她的教育，我们一家三口举家搬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来到异国他乡后，我从工程师变成了工人，不再像过去一样下车间、坐办公室，而是考取了重型机械证书，在户外工地开翻斗车、推土机、挖掘机这类重型机械，干一些修路、搞建设的活儿。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鲜，我更喜欢体力活的简单自在，如今我已经适应了在工地干活，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节奏。由于加拿大冬天比较漫长，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没事和老婆孩子到处玩，有大量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这是我在工地的照片，整天跟一些重型机械打交道。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和机械的缘分一直挺深。1967年，我出生在沈阳三台子的一个军工家庭，父母都是在军工厂工作，他们就是负责制造军用机械的。

我爸是名高级技术员，放在现在相当于教授级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资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条件还算不错。那个时代书很稀缺，我爸却能给我们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许多小人书，这可以算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1975年，我（中间）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学文科的，总喜欢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响下，上初中后我看了不少杂书。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看，什么都涉猎。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类文学创作复兴的年代，北岛、舒婷、顾诚的朦胧诗风靡一时，也出了一大批像余华、莫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风潮，我也非常喜欢读。我对文科挺感兴趣，爱上政治课，爱看辩证法，像个文艺青年，但其实我是理工科的学生。

我们那个年代学习也不是很紧张，因为学生太多了，安排不过来，通常每个年级只需要上半天课，老师也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自由玩乐。我在学生科技组学做过航模、船模，是科技组的主力。我有很多爱好，画画、集邮、下棋，还学过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钱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在学校学了好久。

我们一家人在父亲单位展览馆前的合影，身后是一排飞机。

1977年，国家试行恢复高考，各地开始抓教育，区分重点学校了，我上初中时正好赶上那轮改革。我学习虽不是那么刻苦，但在男生里面算学得不错，基本上在班级前五徘徊。为了提高升学率搞好重点中学，学校组织年级开设“快班”，从每个班级抽出四五个人学习较好的，上午学完下午还要继续学，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当时国家正大力发展重工业，大家喊的口号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学了文科，感觉有点耻辱似的，总觉得只有学不好数理化的才去学文科，于是我也随大流学了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