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音乐时代原创音乐人的成长特征
——原创音乐人道路探访之《王馨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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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因为生长在父亲是作曲家、指挥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的环境中而成为钢琴家。他成名的时间是1761年，那年神童才5岁；贝多芬发表第一个作品《钢琴变奏曲》时才11岁。他生长的环境除其父亲有嗜酒的不良品行外，其父亲的职业也同莫扎特的父亲一样，是名音乐人——伯恩著名的一位男高音。
黎锦晖是公认的中国流行音乐的祖师，但在黎氏家族中，黎锦晖可是谓之“黎氏八骏”之一的。黎的家乡湘潭更是有古琴之乡和弹拨奏名城的美誉。此外民间音乐、湘剧、花鼓戏、汉剧也始终伴随着黎锦晖的童年和少年。
邓丽君呢？父亲是九三演出队的创始人之一，邓出生的地方叫眷村，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地方，眷村的特点是五湖四海的人都住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浓缩的“中华”城。自然也就是浓缩了中华响器（含声乐）文明的方方面面。邓丽君就是在眷村出生，在眷村第一次登台，并长到11岁才离开。
古今中外，作曲、作词、歌唱、演奏等等音乐家的出现，与其成长的音乐环境都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莫扎特的“孩子的成长环境比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成为世界级名言，也成为许多中国家长为相信明年神童到我家，而不惜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努力效仿“孟母择邻”的理由。
关于新生代原创音乐人才，关于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家庭与地域环境，与他们的音乐才干，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或者，现在中国原创音乐人与他们好听的原创音乐存在着怎么的灵感联系？与传统相比，我们今天的原创音乐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仍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差距、如何改善与提高？还有，现实中一些成功的原创音乐人，他们又有些怎样的经验，规律值得我们借鉴与总结？我想这应该是现阶段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应当关切的一些课题。
在赴新余做了近三个月的《中国民生歌舞》调研后，回到湖北家中，便想到这个开题《数字音乐时代原创音乐人的成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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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户籍这个事儿，一直以来都是音乐创作研究的重要方向。《逛新城》成就了一座拉萨城，成就了作曲人李才生，也成就了演唱张振富、耿莲凤。
这次回家，专门去了一趟邻县的监利新沟——2022，中国最火网络歌曲《还没有爱够》原唱王馨的家乡。
我关注王馨是在2018年春节前后，是因为文艺晚会上的节目单中，出现了一首叫《藏爱》的集体舞曲曲目。简明的歌词、简约的总谱、走心的起伏曲式、性感的酒嗓，还有若男若女的独特声线。一听，便喜欢上了，一查，又是给人一个惊喜：会写恰如其分的词，会谱恰到好处的曲，懂得音乐的简约美，嗓音独特形象还美的一位新的原创音乐人！
我是邓丽君歌迷，但对DJ之类商业乐音有着天然的好感。我从事邓丽君文化研究近二十年，有一点发自内心的感受一直都没能坦然，就是：邓丽君的歌曲之所以好听，与流行音乐十分重视商业目的编曲有着极大的关系。邓丽君的歌曲特点首先是自然，其次是声线美，而二者形成的作品则是商品经济市场的。现代社会，歌曲一定要有商业目的，经过经济杠杆的作用，歌曲才不会粗制滥造或无病*。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数字音乐时代。无需实体演奏器材，靠键盘模拟各种响器，靠算法深度学习解决演奏技巧，在键盘中模拟音乐场景，在鼠标的拖摆与敲击中抒发音乐情绪......这就是今天的乐音生产特点和潮流，由不得传统惶恐。
从九十年代中数字音乐的提出到现在已经有近四十年了，世界流行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已经经过了多次流派与革命升级，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流行音乐基本完成了从“生活歌曲”到“艺术歌曲”的转型，既，邓丽君尝试过的《淡淡幽情》系列流行歌曲。音乐评价体系也基本走向市场化。
反观中国流行音乐，却仍然走着专家代表民众，评判在音乐家协会内部把玩的邪路。
必须正视，流行音乐的民心早已对“权威”不屑一顾的现实；必须承认中国流行音乐国企队伍，从文革结束后一直做着无所建树的亏本买卖现实，市场没有他们几首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