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起初爱上他的时候，是爱他的执著。
本来追她的男生中他不是最出色的，可是他坚持每天给她占一个座位，她来与不来，他都会早早地占下那个座位，靠窗的第三排，一抬头，就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和绿色。
柳枝绿了时，她接受了他。
毕业时，她不愿意回家乡小城，说那里太闷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好。他就说，好吧。然后，一起留了下来，北京很大，大到随时能淹没他和她。
他们租了一间地下室，把自己包装得很好的简历四处去发。不久，他去了中关村一家网络公司，而她工作没着落，今天给这家干明年给那家干。大学本科生到处都是，一个老总说，和蝗虫差不多了。
那时，他们一天吃很少的东西。
早晨起来她做饭，简单的泡面，给他加上一个鸡蛋，因为他要去坐地铁上班。中午他的公司有午饭，她就随便吃点儿什么。晚饭是最隆重的，因为有了大段时间，虽然没有钱，可是她能把饭做得很香。冬天的时候，早早把小火炖上萝卜，耿建回来时，就能闻到香。
而他迫不及待做的事情不是吃饭，而是说，想我了吗？粘上她的身，她嚷着痒，两个人倒在那张二手床上，200块钱买来的，吱吱地响着，无限的欢畅。
后来她终于找到工作，在一家钟表行做会计。老板喜欢看她，她总是装得极正统，当时男人看上她，就是冲着她那张脸。这些，她没有告诉他，怕他吃醋。这些天，他的脸色不好，回家也不拥抱她了，性事亦是少到一个月才有一两次。后来才知，他一个月没工作了，失业了。因为冷，每天花３块钱到地铁里取暖。
知道后，她抱住他哭了。
他说，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来电话说想我想得不行。
她没有说话，家里也催她回去。她的父母在小城中也算有权有势的人，给她安排一个好单位不成问题。一家银行正在招人，母亲让她回去面试。
好吧，她说，我也应该回家看看了。
那天，他们早早睡了。她也知道，他回去不仅仅是看父母，如同她一样，他的父母也能给他找一个好单位。
过年后，他们都拖了很久才回来。他带了很多板栗回来，是家乡特产。她吃着板栗，突然觉得离他已经很远了。
我*了，她说。
早晨用试纸检查时，她发现了两条红线。
她以为他会高兴，但是他很紧张地问，不会吧？要不再去医院试试？
她有点儿失落。他请了一天假，陪她去医院。大夫说，没有*。他松了一口气，几乎自言自语，我说呢。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晚。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和远方一个朋友聊天，不知是男是女，她叫桃花一朵，她觉得应该是个女人。
她对桃花一朵说，如果你*了怎么办？桃花一朵说，那就去结婚啊。
结婚？是啊，她怎么没想到，她可以和他结婚了，只要有爱情，她不在乎是不是有房子有车的。
半夜，她推醒了他，我们结婚吧。他干净利落地给了她两个字：胡闹。
二
第二天，他们谁也没提结婚的事。他仍然去上班，这次换了个广告公司，而她也换了公司，钟表行的老板想吃她的豆腐，她很委婉地说，对不起。男人说，为什么？现在怎么还有你这种女人？她很受污辱地说，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随便的。
她是认真的，对这份感情，对这个人。
他的本命年，她亲手绣了一个肚兜给他，那是她家乡的风俗，可他竟然笑她土气。他越来越挑剔，说北京人不好，说公司里的同事全是小市民。总之，他的抱怨总比欢喜多。
不像她，看到春天来了就跑出去，摘几朵小花，放在易拉罐改装的花瓶中。他慵懒地说，搞这些做什么？
春天没有过完，他又回了家。
她隐隐约约觉得，他不会回来了，甚至北京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了。
果然。
他来了电话，说是生病了，要在家里休养一段。她急得要去看他，而他说，不必了，我父母不愿意见你。
为什么不愿意见我？我怎么了？她逼他说。他说了，我父母看不起未婚同居的女孩子，认为你靠不住，太风流。
她呆了。她风流？她只跟过他一个人，从始至终，而且那么爱他，多少苦也肯吃，多少罪也肯受，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他没有提出分手，但已经是分手的语气。她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湿透了。北京这个夏天太热了。
后来，她打听过，他的父母把他安排在了国税局，找了一个地税局的女孩子当媳妇，办了几十桌酒席，在当地颇为轰动。
真无聊，她想。
她也回了老家。没了他，北京城再繁华有什么用呢？不久，她也去了国税局。父母问她去哪里，她连犹豫都没有就说了国税局，果然去成了，虽然破费了不少。后来，她成绩优秀，通过考试到了省局。这于他而言，是一个震惊的消息，因为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居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不久，她也结了婚，老公是省高检院的，一表人材，３年之内买房子买车。同学聚会时，她开着宝来出现，光彩照人，身材比从前要曼妙10倍，妆化得很得体。此时，她已经是处长了。
三
此去经年，她和他，已经４年不见了。
都已经快30岁了，他一直不得志。据他们单位说，一直没提起来，连个科长都不是，妻子还红杏出墙，搞得满城风雨。他有了个女孩，孩子有点儿毛病，耳朵不好，四处看病。
她以为自己会幸灾乐祸，最后却是耿耿于怀。
接到他电话时，她正开省局工作会议，她出来接了电话。
请问是哪位？
是我，他说，好久不见。
是吴喜悦吗？是王力？她猜着。
你好呀，连我都听不出来了吗？她真的没有听出来，又猜了张三李四等人，一直到快猜烦了，她说，我还要开会，请问你是……
我是耿建。
她呆住了。他怎么可能是耿建，怎么可能啊？他的声音怎么这么沧海桑田啊？怎么会听起来让人觉得好像四五十岁了呢？她曾发誓，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哪个地方，只要发出声音，她必然听得到，而此时她才明白，那些年轻时说过的誓言，只是誓言而已，与生活无关，与爱无关啊。
有事吗？她态度居然这样平和。
是这样，他说，我们局里要人事改革，你看，我都快30了，还一点儿动静没有，听说你和我们局长关系不错……不要说了，她打断了他。她已经明白了，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尽力。
她挂断了手机，忽然心头一阵难言的哽咽。
几天之后，在一个酒场上，她和那个局长打了招呼。局长说，是老同学吧？她开玩笑说，是老情人。
过了些日子，他果然提了起来，然后跑到省城谢她。
这是分别５年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他仍然带了好多板栗过来，她坐在他对面，安静地吃着。那天，她刻意穿了一条旧裙子，以免让他多疑。她现在的生活，要比他强得太多。
他胖了，眼袋有些垂下来，尴尬地笑着，点着一支软包中华烟。她想，他就是这么虚荣，大概只有这一包中华，出门拿出来抽吧。
谢谢你，小白。他突然叫她小白。
她的眼泪差点儿就出来了，那时她没工作，天天在家看动画片《蜡笔小新》，最喜欢里面的小狗叫小白，于是他就爱称她是小白。这个小白，已经多少年没有被叫起了。
叫我家菊吧。
她的真名，范家菊。很好听的名字，他没有叫过，不是小白，就是宝贝，要不就是家里的。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她跟着他去酒店，进了门，他就抱住了她，然后抵在她肩头哭了，哭得很伤心，像个孩子。
她麻木地站在那里，想，如果她还在北京漂着，如果她不是省局的领导，会这样吗？
放下他的手，她倒了一杯水给他喝。他开始倾诉家里的不幸，老婆和人私通，女儿的耳朵看病花了很多钱，父母不知体谅自己，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单位里局长是狗屁不懂还要治人，同事个个俗气得要命……１个小时，他总在抱怨，总在说别人的不是，她最后笑了，庆幸自己没有嫁给他，否则，这样的一个丈夫，真是让人感觉郁闷。
时间还早，她却要走了。外面已经在飘雪，有采买年货的人匆匆而过，远处有稀拉的鞭炮声，快过年了，多好啊。
过年有什么好，他说，多麻烦啊，东家走西家串，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最烦过年了，还要给人送礼。对了，你过年给局长送礼吗？多大的礼份？……他自言自语，没有注意到她已经离去。生活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动物，它可以蚕食掉很多美好的东西，那个在大二时给她写“今日楼头柳又青”的男子已经死了。
她想了，如果他还打电话给她，求她帮忙当官的话，她一定会拒绝。
她不能帮一个无聊的人继续他的无聊。
红色的靴子踩在雪上，“扑哧扑哧”的声音很寂寞。有卖糖葫芦的老人过来，她花两块钱买了一支，刚吃一粒，牙就酸倒了，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真酸啊，她想，在北京吃的时候没有这么酸啊，这个城市的糖葫芦，怎么会这么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