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建筑物能像巴黎圣母院那样幸运地拥有与之旗鼓相当、遥相辉映的同名文学名著。尽管是先有建筑物“巴黎圣母院”，才有雨果的文学作品《巴黎圣母院》，但如果没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建筑物“巴黎圣母院”很有可能会像大部分名城的教堂一样，混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处旅游胜地的名胜建筑。是雨果的同名小说，赋予了“巴黎圣母院”更多的人文灵魂以及有鲜活角色的戏剧情境，使这个巴黎曾经的宗教“法外之地”，成为庇佑真善美的最后圣地。

雨果的一生几乎经历了十九世纪法国所有的重大变革，在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和消灭封建势力的这个过程中，雨果自己也完成了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蜕变。《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第一篇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主义小说，它在艺术上处处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即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地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又奇异的画面，形成了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照。

“美丑对照”的提出，与当时在政治形势激变下雨果的世界观转变有很大关系。欧洲革命的血雨腥风冲垮了雨果的保皇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美丑对照”，正是雨果宗教观、真理观转变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体现。它绝非简单的一种创作手法或工具。雨果认为，以往的作家要么揭露社会丑恶，要么歌颂美好生活，都是片面的。而真正的生活“是一出奇异的戏剧，里面混杂着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劣。”正是雨果这种对真理正、反两面辩证统一的认识，促使他提出了浪漫主义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文学原则——“美丑对照”。其最大功用是更完整、生动、立体地把握真理。

雨果对尘世中的宗教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在《巴黎圣母院》中他就塑造的道貌岸然，被*驱使不择手段副主教克洛德身上可窥出端倪。但同时，雨果又对天主教最核心理念“灵与肉二元对立”深信不移，“美丑对照”其实就是“灵与肉”的一种文学变种，其中，“美”对应“灵”，丑对应“肉”。雨果认为，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人也是二元的，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人向上的灵魂需求与向下的的本能*的矛盾冲突贯穿人的一生。从二元这个角度来说，雨果应该也比一般人更能接受“相对于文学的永恒，有形实体建筑物的“暂时”。

雨果还从二元对立推导出戏剧的核心特质是“对立和斗争”，而对立的双方是精神和肉体，永恒与短暂，情欲与理想、大地与天空，这几乎是雨果一生创作的核心理念。他所有的小说诗歌都贯穿了这样的主题，“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战争来自于人的双重性——灵魂与肉体——人生在世，就是不断束缚于嗜好、*的俯身大地与寄情于理想飞向天空之间的矛盾和挣扎。然而，有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并不明显，所以雨果认为，为了更明确地展现两种本质倾向的斗争，要借助人为的手段，即“美丑对照”来加强和集中暴露出两种倾向。

“美丑对照”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其提出背景的历史局限，更有其理论的内在困境。雨果认为，美不是一成不变的，富于变化是美的必要因素，否则再美的东西也会使人审美疲劳。雨果把“滑稽丑怪”当作美的“稍息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认为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的感受朝着美上升。“美丑对照”是为人们切换一个视角，通过设置一个对立面，让人从反向视角重新观察美、审视美，从而刺激人新的审美感觉。可这种“反义项”操作一旦多了，沿袭已久也会失去新鲜感。

波德莱尔深受雨果对“滑稽怪诞”题材偏爱的影响，写出了《恶之花》，但他把雨果作为对照、陪衬“美”地位的“滑稽丑怪”，上升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并大力讴歌，而且名称也超越了雨果的具象，有了本体论意义——恶。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和20世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诞生，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人的动物性与本能*，被遮蔽的丑恶*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美”不再成为被环绕讴歌的唯一主体。无论是理论上的困境还是操作的难度，都让雨果的浪漫主义弟子难以将“美丑对照”的原则在创作中继续发扬光大。但雨果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