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最近正在重播电视剧《铁血红安》，红安籍战将刘铜锣由赵文卓饰演。

电视剧里，刘铜锣把自己绑在飞机上，他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让一架侦察机活生生地变成了一架“轰炸机”。

不过，这个情节却引起了许多观众的诟病，不少人因此把《铁血红安》称为“神剧”。

殊不知，当年在湖北黄安城，徐向前元帅的老搭档陈昌浩真就这么干过！

电视剧《铁血红安》剧照

众所周知，刘铜锣是个虚构的人物，他的身上有许多红安籍将军的影子，比如：

原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开国少将刘福胜将军；

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开国中将秦基伟将军。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红安籍将军的故事被嫁接到了刘铜锣身上，比如，“把自己绑到飞机上，向敌人扔手榴弹”，英雄的原型人物就是陈昌浩。

陈昌浩搭乘的那架飞机则是一架美制“柯塞”式轻型侦察机。

1931年4月，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柯塞”式侦察机从武汉起飞，在飞往开封途中，飞机突然遇到大雾。

因为迷航，这架飞机耗尽了油料，阴差阳错地迫降落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化店地区。

正在放哨的赤卫队员随即将飞机包围起来，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缴获了这架飞机，俘虏了飞行员龙文光。

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徐向前的命令，红军指战员把飞机“大卸八块”，然后运到了河南新县新集。

如何处置这架飞机，如何安置飞行员龙文光，徐向前参谋长的指示是：“飞行员要留下来，飞机要让它飞起来”。

老照片 红四方面军战士

徐向前把龙文光请到指挥部，初见徐向前的时候，龙文光的心情非常紧张，他不知道红军会如何处置自己，甚至做好了“赴死”的思想准备。

可是，与徐向前参谋长一番对话下来，龙文光看到了“生”的希望。

徐向前首先自我介绍道：“我叫徐向前，是红四军参谋长，你不用害怕，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

听到“徐向前”三个字，龙文光眼睛一亮，在此之前，龙文光不止一次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

龙文光知道，国民党曾经悬赏10万大洋取其首级；龙文光还知道，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要论辈分，自己应该称徐向前为“学长”。

龙文光曾经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时候，龙文光毅然投笔从戎，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1926年1月，龙文光从黄埔军校毕业，此后，他先后就读于广东航校、苏联第二航空学校，学成归国后，龙文光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校”航空班飞行教官。

见到黄埔“学长”，龙文光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于是一句话脱口而出：“学弟久闻学长大名，学弟在此向学长问好。”

徐向前参谋长笑着说：“喔？你也是黄埔的？你是第几期的？”

龙文光说：“我叫龙文光，黄埔第三期步兵科的”。

“那好，既然是黄埔校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不需要拐弯抹角了”，徐向前参谋长说。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龙文光对红军的偏见、戒备一扫而光。

当徐向前邀请他加入红军的时候，龙文光没有太多迟疑，愉快地接受了徐向前代表红军向他发出的邀请。

龙文光随后被安排在红四军军部，成为徐向前参谋长手下的一名参谋，耳濡目染之下，龙文光逐渐认可了一个事实：红军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龙文光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龙赤光。

在龙文光建议下，徐向前参谋长决定修复那架飞机，他给龙文光找来十几个帮手，大家没日没夜忙活了好几天，终于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了起来。

飞机组装好之后，龙文光给机身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又在机翼上精心描绘了两颗红星，就这样，中国工农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

不久之后，这架飞机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列宁号，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首个航空局。

经徐向前提议，龙文光担任了航空局首任局长，航空局政委则由曾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同志担任。

航空局成立以后，龙文光、钱钧带领红军战士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占地百余亩的飞机场，同时建了两个备用机场，分别位于湖北黄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安徽湖北两省交界处。

接下来，徐向前又想方设法搞来了航空燃料，一阵忙碌之后，“列宁号”飞机具备了飞行条件。

当时，龙文光被徐向前称为“红军的宝贝疙瘩”，因为龙文光既是航空局局长，又是红军唯一的飞行员，可供使用的飞机也只有一架。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于湖北黄安七里坪，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前刚刚到达苏区的陈昌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成立三天之后，徐向前总指挥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作战会，会议的主题为：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这一次，国民党动用了15个师的兵力，试图一举“剿灭”红四方面军主力。

徐向前总指挥的对策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的要害部位，这个要害部位就是由国民党第69师驻守的黄安县城。

徐向前安排一部分兵力执行“围城”任务，把“打援”的任务交给了红11师师长王树生。

战斗打响之后，王树声率领红11师构筑了三道防线，计划以一师之力堵住敌人的援军。

敌军第一次来犯的时候，红11师歼灭了敌人一个团，逼迫敌人退回了原处。

10天之后，敌军再度来袭，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足足有8个团，红11师的压力陡然增加。

依仗人多势众、装备优势，敌军一度冲破红11师的两道防线，直逼红11师指挥所。

与此同时，黄安城内的敌人也有了异动，国民党第69师师长赵冠英亲率主力开始突围。

一旦赵冠英与城外的援军会合，红军的“围城打援”计划就将失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

紧急关头，王树声亲率师部手枪队、通讯队*向敌人，徐向前总指挥也把总部手枪营派上了火线。

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可不简单，这支部队是徐向前轻易不出手的一张“王牌”，手枪营一旦出动，说明情况已经非常危急。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王牌”部队，手枪营的装备水平也是全军最高的，手枪营拥有大量机枪，每个战士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

更关键的是，手枪营的战士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他们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另外还有一点，手枪营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黄安人。

开国中将秦基伟当时担任手枪营2连连长，在那场战斗中，秦基伟领着一帮黄安子弟猛打猛冲，即便子弹在身边“嗖嗖”而过，战士们也毫不在意，奋勇向前。

秦基伟将军后来回忆说：“黄安人特别要强，我们不怕死，对名声也特别在意”。

秦基伟将军尤其强调说：“在黄安打仗，我们谁都不愿意给家乡父老丢人，因此，战士们的战斗意志特别旺盛”。

有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红军将士奋力拼搏下，敌人的援军溃不成军，退回远处，赵冠英的突围行动也宣告失败，被迫撤回黄安城内。

战局由此转危为安，赵冠英不再有突围的念想，只能据城死守，部队所需的粮食和武器弹药则寄希望于空军投援。

然而，几天之后，赵冠英彻底绝望了，他没有等来空投物资，却等来了红军的“空袭”。

而执行“空袭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龙文光和胆略过人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