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男，1928年1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转业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八二二0厂党委副*、八二三三厂党委*。1984年离休后来到宝安县定居，曾任布吉镇（今布吉街道）离休干部支部*、龙岗区关工委副主任委员、布吉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等。革命战争年代，他一心向党，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离休后，他发挥余热，积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

深居于龙岗区布吉街道老干村的家中，91岁的刘琨两鬓斑白、腿脚不便，但仍会时不时独自拄着拐杖到二楼储物间，翻出那本厚厚的相册，一页页认真翻阅。

相册早已老旧，黑白照片亦已发黄，其中承载着的一段段斑驳记忆与光辉岁月依旧簇新如昨，触手可及。每每抚摸这些老照片，刘琨总免不了老泪纵横：照片中，那一个个定格下的难忘瞬间，见证着一个白衣飘飘的少年将自己平凡的一生一步步融入一个古老国度的历史中；照片背后，那一行行简短的文字记录着一个历经沧桑的共产党员是怎样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写下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1945年冬天，本该如期毕业的刘琨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为日军所扶持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宣读“退位诏书”，旋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陆续进入东北。一夜之间，革命的火种在这片被日军侵占14年之久的黑土地上形成燎原之势。

彼时，17岁的刘琨走出校门，看到街头巷尾红旗招展，列队而行的解放军战士英姿勃发、气宇轩昂；成千上万的贫下中农在农会的带领下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呼着“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在一派当家作主的喜悦中走向新生。刘琨的心脏“扑通”跳个不停，从这番壮阔的场景中似乎感受到了某种高昂而嘹亮的声音在召唤他。

“当时，东北的革命形势正如火如荼，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年轻的我。”如今的刘琨忆及这段往事时，仍对少年从军的这份机缘津津乐道。然而在当时，刘琨的从军梦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因为我是地主子弟，成分不好，当时负责招兵工作的农会不愿接收我。”出身带来的麻烦并没有让刘琨就此放弃自己的从军梦，在一次次报名被拒之后，执着的他仍一遍遍跑到各大招兵点，试图以此让“考官”们看到自己从军的决心和诚意，让他们相信：即便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也可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初，刘琨的一名高中同学为他送来了好消息：100多里外的木兰县东兴镇有军营愿意接收像他这样的地主子弟参军。

军营远在百里之外，路远途险，未曾真正踏入社会的刘琨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毅然辞别了家人，孤身背上行囊踏上了参军路。彼时的交通还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文弱的刘琨全靠两条腿从家里走到了军营。到了军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负责招兵的“考官”一看，禁不住感慨：这孩子诚心可嘉，让他留下来吧！

年轻时的刘琨。

从军之后，刘琨因为上过学，文化水平在新兵中位列上游，故而被安排从事文书工作。以此为起点，19岁的刘琨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

1947年9月，新兵连正式开赴前线，驻扎在松花江畔。不久之后，刘琨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战斗：其所在的松江独立一团与国民党某旅在巴彦县展开交锋。面对兵力更多、武器装备更为精良的国民党部队，解放军战士毫无惧色、愈战愈勇，一举将其击溃。这场酣畅淋漓的战役给刘琨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意识到：一次战斗，乃至一场战争，其胜利或许并不在兵力之多寡、武器之优劣，而在于人心之向背。

另一方面，部队的文书工作也让刘琨有了更多接触马列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的机会。入伍后不久，他因为学习《*选集》表现出色而从500多人的连队中脱颖而出，作为代表前往哈尔滨参加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会后回军营，上级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如今接受了马列主义洗礼，就算是脱胎换骨了。今后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入党。”

“事实上，入伍后不久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一般人是一年的预备期，而我由于地主子弟出身，预备期比一般人多了一年。”刘琨说，对于入党的深沉向往、参加大会的荣誉感以及上级的殷殷期盼，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让素来要强的他有了更大的压力：他要表现得比战友更好，比之前的自己更好，让组织放心，让党放心。

当然，这份光荣的压力也给了刘琨巨大的动力。1948年，刘琨被编入电话兵序列，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等职务，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成长为骨干。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刘琨和他的战友们出色完成了通信任务，很好地发挥了作为全军部队“耳目喉舌”的作用。其中，在解放天津的某次战斗中，他更是率队深入敌军腹地，为战局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他本人，也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而生平第一次荣立一大功。

1949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28岁生日那天，刘琨的两年预备期满，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刘琨与战友们合影。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刘琨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更多的是出于进步青年的家国情怀，那么，暮年的他发挥余热，将余生全部精力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之中，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984年，因为大女儿的缘故，刘琨从黑龙江离休后来到布吉定居。在这里，像他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离退休老干部还有很多，闲暇之余，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久而久之，一个想法便在他心里萌生了：何不成立关工委，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为社会作点贡献？

就这样，作为深圳最早成立关工委组织的镇之一，布吉镇关工委在一群离退休老干部炽烈的热情中很快便建立起来了，刘琨当选为常务副主任。一上任，他提议的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关工委委员办公会议，加强沟通和工作经验交流；将关工委委员分成三个小组，分片包干，督促全镇各关工小组落实工作；每个关工小组指定一名联系人，方便工作开展。

有了制度，下一步就是建立网络。“当时，布吉关工网络延伸到村一级，关工委员分片包干到各组，深入到基层30多个单位，使布吉成为深圳关工网络普及到村的先行镇。”如今，布吉街道老干中心工作人员戴金玉依旧对当年刘琨等人走村串户开展工作的场景记忆犹新。

关心下一代，关键是在思想上关心年轻人。网络建成后，刘琨和同事们开始琢磨从哪里入手开展工作。经过研究，他们提出“‘五老’进校园”的构想，首选龙岭小学作为试点。在学校支持下，刘琨组织五位有讲课能力的老干部深入学校，主抓一个班的德育教育课，前后坚持了六个学期，颇受师生欢迎。这一成功做法也很快在布吉乃至刚成立不久的龙岗区推广开来。

一些青少年因为家长疏于管教，再加上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容易走上荒废学业、抽烟酗酒乃至吸毒犯罪的道路。对于这类青少年，刘琨可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龙岭小学有个学生特别顽皮，常常不按时完成作业，放学后还经常去打游戏机，种种行为在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刘琨和同事孙芝禄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联系该学生的班主任和家长召开座谈会，取得学校和家长的支持。在那之后，每逢周一三五放学，刘琨都会安排“五老”轮流接送该学生到老干中心进行谈心教育，检查孩子当天的作业，并将其每周表现以书面形式与学校和家长沟通。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教育，孩子在各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逐步走回了正轨。

那时，毒品问题也令刘琨忧心忡忡。有一年，老同志们深入布吉各村调查，发现有个村存在吸毒问题。在村委支持配合下，刘琨等人开始着力研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把吸毒少年小邱作为跟踪帮教对象，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大家帮助下，小邱终于戒掉毒瘾，之后村委还为他安排了工作。如今，早已成家立业的小邱，每每说起这件事，仍十分感谢“恩人刘老”当年挽救了迷途中的他：“没有刘老，我也许早已成了一个废人，不会有朋友，更不会有美满的家庭。”

为了防止毒祸蔓延，刘琨还和其他老同志积极行动，大量搜集资料，成功举办了“防毒禁毒图片展”和“革命传统教育图片展”，并由关工委组织辖区中小学学生和部分青年参观，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次。鲜活的案例、震撼人心的图片，给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带来了极大的触动，也让刘琨等人倾注了大量心力的禁毒事业收获了硕果——自那以后，青少年吸毒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如今，尽管行动不便、深居简出，91岁高龄的刘琨思想依旧活跃，为党为国分忧的热忱依旧不减。他既欣喜于龙岗区、布吉街道日渐繁盛，欣喜于社会日渐和谐，欣喜于这片热土上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同时，他亦热衷于为这份繁盛与和谐继续贡献一己之力。因此，他仍在思索、在燃烧，播洒着一个老党员的光和热。

一张七十年前的喜报

在刘琨家中，有一张早已泛黄的“奖状”被其珍藏至今。这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政治部签发、寄给刘琨父亲的喜报，用工整的繁体字写着：“贵子弟刘琨同志自参加我军以来一贯努力为人民服务深得全军嘉许……经评定立一大功特此报喜并致贺忱。”

刘琨珍藏的喜报。

每每向外人介绍这张喜报，刘琨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然后用激动而饱满的声音将旁人的思绪跟着他一块儿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琨说，这张喜报是他用命挣回来的。

那是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的前夜。刘琨所在的三十九军正驻守在丁字沽（天津某地）的外围，部队派出一个营作为尖兵趁着天黑乔装进了丁字沽城内。不料，500多人行动时发出的声响最终还是惊动了守城的敌军。双方狭路相逢，小小的丁字沽城内顷刻间枪声四起。“当时，城内的敌军兵力远胜于我军，更要命的是，派出去的这一个营还与我们前线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刘琨回忆道，望着被打成火笼的丁字沽却丝毫不知城内的情况，在指挥部坐镇指挥的三十九军军长刘震心急如焚：“怎么办？我一个营的兄弟可不能就这样没了呀！”

这时，正在一旁的电话排排长刘琨主动请缨：“我带人过去，把电话架起来！”就这样，刘琨带着两名电话兵，二话不说扛起电话机就朝着丁字沽冲了过去。穿过我方战壕，中间有一片100多米的开阔地带，刘琨弯着腰、弓着身子，飞速冲过，任凭密密麻麻的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最终，电话机在炮火连天的丁字沽架了起来，城内的我方部队与前线指挥部恢复了联系，深入虎穴的这一个营最终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战后，军长刘震高兴地拉着刘琨说：“你小子好样的，我给你记上一大功！”

侨报融媒记者 聂朦

侨报融媒编辑 钟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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