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出现，引发了全球热议。这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具备了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创作出高质量的文本。然而，AIGC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争议和挑战，对于进一步可能出现的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强人工智能，更是让人既期待又焦虑。

人工智能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46亿年的生命史中，人类其实只占据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我们自认为拥有最高级的智慧，但面对与人机共生的未来，我们将如何定义自己？

4月21日晚，三联·新知大会第五季“智慧之镜”：生命、智能与人类的“近未来”首场活动在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中科院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李锋、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讲师葛鉴桥以“动物·人类·大脑：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从宏观的角度审视生命与智能的发展，现场分享动物智识、人类演化、人工智能三方面的新知，揭示人类的过去，了解人类的周边，预测人类的未来。

“三联·新知大会”首场论坛“动物·人类·大脑：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场。“三联·新知大会”第五季于4月21日至28日在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今年的新知大会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

地球上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吗？

在所有动物中，除了人类以外，智商最高的是谁？答案是倭黑猩猩。张劲硕表示，倭黑猩猩的脑容量很高，有很复杂的社会性、很复杂的行为甚至高度的文明。而在无脊椎动物中，智商最高的是章鱼，“章鱼的智商非常高，甚至一个腕足就可以形成类似大脑的结构，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事情。”

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吗？智人的文化及其产物影响着整个地球，人类常有错觉以为我们孤独地站在物种智能的巅峰。但葛鉴桥新近翻译且即将出版的《鲸鱼海豚有文化》一书打破了这种长久以来的误解。在这本书中，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系研究教授哈尔·怀特黑德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心和社会学习与认知进化中心的生物学讲师卢克·伦德尔认为，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动物智能的并存将是我们的未来。

《鲸鱼海豚有文化：探索海洋哺乳动物的社会与行为》，[加]哈尔·怀特黑德 [英]卢克·伦德尔 著，葛鉴桥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版。

在活动现场，张劲硕也表示，动物是有文化的。那么，这种文化体现在哪儿？他以黑猩猩为例，黑猩猩可以拿石头砸坚果，但这种知识并非黑猩猩的父母通过直接教授的方式传授给黑猩猩的，而是通过族群祖先的偶然发现，以及不断传承才能形成这种文化。张劲硕指出，动物、人类和大脑是一个非常交叉的领域，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人未来会怎么样？动物未来会什么样？动物的智商是否会改变人？人会改变动物吗？

在张劲硕看来，研究动物文化，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看待自己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因为研究动物的智商，研究动物的文化和智慧，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智慧如何产生？人的进化如何产生？人的文明和文化行为如何产生？张劲硕提到了日本猴洗红薯的案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科学家在九州宫崎县幸岛研究日本猴时，投喂了许多红薯。科学家发现，其中有一只一岁大的小猴将红薯拿到海边搓洗，洗完以后再吃。这一行为被小猴的妈妈发现，很快它学习了这一行为。紧接着，跟它同龄的其他猴子也很快学习了如何洗红薯。最后，幸岛所有的大猴、小猴都会洗红薯。直到今天，前往幸岛旅游的游客依然会发现所有生活在这里的猴子都会洗红薯，“这样文化得到了传播和传承，这就是文化的产生。”

类似的案例在《鲸鱼海豚有文化》一书中也有提及，比如很多虎鲸有自己的声音和叫声，不同的群体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就好像很多人听不懂广东话、福建话一样，这是因为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动物世界中的很多东西在人类世界中都可以找到对应。那么，是不是特别低等的水母、珊瑚、苍蝇、蚊子等没有智商或者智商很低？张劲硕认为也不尽然。在研究动物的过程中，张劲硕发现，每一种能够存活至今的动物，都有着自己的智慧，动物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给我们人类提供借鉴或者启迪。

所谓人类演化图谱，其实是树状演化

人类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是如何演化至今的？李锋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对人类的演化路径进行了介绍。李锋表示，人类的进化并不是直线进化——单线进化，而是多线进化。同一个时期有着不同类型的古人类，只是有些支系灭绝了，而另外一些支系可能受到环境或者自身的影响，出现了进化。也就是说，所谓人类演化图谱，其实是树状演化。

纪录片《我们的起源》（2011）剧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作和使用工具被视为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但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经过研究发现，黑猩猩不只有使用工具的能力，还有制作工具的能力，即便只是掰断树枝去掉树叶，也可能意味着它们的意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从这时候起，对人类的定义开始关注人类本身——也就是股骨头和股骨径比其他灵长类长，能够支撑直立行走，学术界以这两点来定义人类——能够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李锋说，在有限材料的支撑下，学术界把发现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的年代划定在距今六、七百万年之间，但化石证据其实只是人类研究的一方面。近年来，考古学者开始从人类长时间发展史的角度思考人与工具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纠缠”(entanglement)理论，人类离不开工具，工具如果离开人类，也好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现在学者在开展这样的研究，早期留在动物化石上的痕迹可能不都是人类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的灵长类。”李锋以前面提到的倭黑猩猩为例，“学者们推测它可能跟人类早期行为最接近，所以可以从倭黑猩猩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得到一些启示。”

国内一般认为最早的人类是从非洲出来，因为非洲的化石记录最完整。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出现在110万年到150万年之间，而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化石证据、石器证据，发现基本在180万年左右，非洲以外的区域才开始出现人类活动的证据。正因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早的人类是从非洲起源的。但在几年前，陕西蓝田上陈遗址发现了一些石器，年代大概在210万年左右，这让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出非洲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