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最大的特点就是“惨”，而即便是看过刘震云原著小说的观众，也不会对《一九四二》之“惨”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导演冯小刚与编剧刘震云采取了分线叙事的方法，两条主线，一条写灾民逃荒，一条写政府发愁，在片中以逃荒线为主，两线交错，并行发展。

每当故事回到灾民逃荒这条线上，就会进入“惨”到“更惨”再到“惨不忍睹”的剧情逻辑。

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电影，视角向来是俯瞰的，只是态度稍有区别。

比如张艺谋会说“活着就有希望”，陈凯歌会感慨“黄天厚土”，王全安会念叨“白鹿渐行渐远”，贾樟柯则对所有人充满同情。

而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透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先是数落着人们咎由自取，最后又发出“如何是好”的叹息。

《一九四二》中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带着瑕疵出场：

有的“举明火”打劫、有的勒索、有的贪污、有的在作秀，有人想用孩子换三升小米，还有人想用三升小米换女人一夜，他们都实实在在，却又都毫无价值。

这有点像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它们都关于粮食与饥饿，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会把老人丢弃到山上。

而在1942年的中国河南，处于掌控地位的男人，会卖掉那些被支配的亲人，诸如老爹卖女儿，老公卖媳妇，以换取粮食。

当饥饿主宰世界，亲情、道德、习俗与同情心，都会荡然无存。

但《一九四二》是独特的，因为在此之后，整个民族似乎都选择了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