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词牌名。词牌，是由曲牌发展而来，是曲牌分类的一种。水调歌头是以曲牌“水调”首章另倚新声而成。明末清初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说：“歌头，又曲之始音”，“水调歌头”截取“水调”始音，因而得名。

唐代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记载：“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因而，“水调歌头”词牌是截取了隋炀帝《水调歌》首章而成的宋词词牌。北宋时期，文人词客多以此词牌填新词，其中，以苏轼《水调歌头·中秋》最负盛名，成为千古绝唱。

因此，《水调歌头·中秋》是隋炀帝作曲，苏东坡填词，传诵千古的一曲绝唱。

水调歌头·中秋

明代王冀德在《曲律》中说：“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也就是说，词牌是由曲牌发展演变而来的。曲牌有器乐曲牌、文词曲牌之分。器乐曲牌主要是用于演奏，文词曲牌则是按照曲调填词。因而，更为准确地讲，词牌来源于文词曲牌。

古代宫廷演奏大曲，在曲中填词，载歌载舞，其场面十分壮观。文词曲牌，便因此诞生。

依曲牌或者词牌填词，犹如按照歌谱作词。比如，歌曲《化蝶》就是按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最后一章填词而成。依照曲牌演变为曲牌的说法，《化蝶》若是作为一种词牌，就可以叫“梁祝尾调”。

现在的歌曲创作，有《化蝶》之类的依曲填词，更多的则是以歌词或者诗词谱曲。中国古代的歌曲创作，与现在的诗词谱曲是一回事，最先是以诗词制成曲子，以便传唱，因而，诗也叫“诗歌”。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乐府”、“乐坊”渐渐地把好听的、传唱经久不衰的好曲子保留了下来，反倒以这些曲子制约诗词创作，要依曲填词。于是，就产生了诗词格律。

诗词格律诞生于魏晋，成型于南北朝齐梁时代，成熟于唐宋，这也是唐诗宋词成为中国诗歌难以跨越的巅峰的原因所在。古人深究汉字声律，把文字与音乐完美地融为一体，为人类奉献了最为优美的旋律。“水调歌头”就是最优美旋律之一，而这个曲牌或者词牌，却是隋炀帝所创。

“水调歌头”有很多别称，又叫“元会曲”、“台城游”、“凯歌”、“水调歌”、“花犯念奴” 、“花犯”。这些别称，其实也记录了“水调歌头”词牌的大致演变过程。

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汴河这段时，创作了《水调歌》。《水调歌》也称《水调》，问世之后，一直传唱不衰。之所以又叫做《水调》，是保留了《水调歌》的曲牌，后来的人在隋炀帝曲牌中填了新词，不一定唱的是隋炀帝原词。旧曲填新词，只用其曲不用原词，“水调”就逐渐演变成一种词牌。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组《扬州》诗，其中一首中有这样两句：“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杜牧证实了隋炀帝的曲子依然在传唱，而这曲《水调》有可能就是隋炀帝在扬州创作的。

隋炀帝开运河制水调

《水调》不仅是在扬州一带传唱，还被南来北往的人们传诵。王昌龄《听流人水调子》诗：“岭色千重万重而，断弦收与泪痕深。”

唐玄宗时，音乐家许和子被选为宫廷乐师，改名永新。安史之乱后，永新避难扬州，在舟中奏《水调》。金吾将军韦青闻得此曲，说了这样一句话：“此永新歌也”，《水调》盛名当时，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水调歌头”叫做“永新歌头”也是不会错的。可惜的是，“永新歌”歌词没有传承下来，这个词牌也没有被文人接纳。

五代时期，《水调》依然传唱不已，南唐元宗曾经在宫廷中演奏此曲，冯延巳也曾经在《抛绣球乐》一诗中，提到过《水调》。

到了两宋时期，文人*客纷纷以《水调》的歌头填词，其中毛滂填《元会曲》词，贺铸填《台城游》词、张矩填《凯歌》词，吴文英填《江南好》词， 汪相如填《水调歌》词，姜夔填《花犯念奴》。到了明朝的时候，杨慎又填《花犯》词。

唐代开始兴起长短句，北宋时期继承和发扬了唐代的文化传统，唐人依律作诗，宋人则依曲填词。因而，著名曲牌《水调》就有了这么多新词，也得了这么多词牌名。

永新歌

此处所说的“定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依曲谱而确定了词牌的格律。其二，是“元会曲”、“台城游”、“凯歌”、“水调歌”、“花犯念奴” 、“花犯”为何都不会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所知，只有“水调歌头”成了最终的“公知”。

隋炀帝制《水调歌》，与齐梁时代的乐府一样，属于宫廷音乐。唐代时，民间广泛传唱，宫廷同样演奏。因此，《水调》在唐代就有了大曲、小曲之分。《水调》的大曲音律被记录了下来：“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

叠，就是“遍”，词牌中又叫“片”。大牌曲《水调》总共有十一叠，也就是反复演唱十一遍。这个曲牌的前五遍是歌，应当是填词演唱部分，也就是文词曲牌。以下六叠则是结尾部分，“破”，是唐宋大曲的专用名词。大曲一般要演唱十余遍，共分为三个大段：散序、中序、破，“入破”就是第三大段的第一遍。

《水调歌》中“歌”的部分为演唱部分，隋炀帝当年曾经填词：”王孙别上绿珠轮，不羡名公乐此身。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隋炀帝的词是七言，而唐代大曲歌的第五遍则是五言调。白居易曾经说：“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白居易的这首诗，证明《水调歌》有七言、五言，这也是初唐诗骆宾王《帝京篇》五言七言夹杂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来“长短句”的来历依据。

白居易的诗还证明，《水调歌》是在隋炀帝元曲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同时，又填了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