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不但确有其人，而且还是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的好朋友，而沈醉之所以给吴敬中面子并跟他交朋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是搞总务的行家，有很多共同语言，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在“生意”上有很多合作。

如果只是“同行中的同行”，或者大家一起合作赚过钱，沈醉和吴敬中的关系可能还不会那么铁。沈醉真正看重的，是吴敬中的人脉和后台：吴敬中和军统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很要好的同学，而郑介民只是吴敬中“第二好”的同学，跟吴敬中关系最近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蒋经国。

沈醉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他最大的靠山就是戴笠，但是戴笠在大人物眼里也是小人物。沈醉要想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就只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相比之下，吴敬中的“朝中人脉”，要远胜职业特务沈醉。沈醉跟吴敬中“相交莫逆”，就有望跟吴敬中的小蒋同学搭上关系。

老吴比小蒋大十岁，而且还曾有过共同的理想，一个是经验老到的老大哥，一个是初出茅庐内心迷茫的小老弟，两人在异国他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小蒋原先也是半个或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骂老蒋，后来发现“接班”有望，也就与父亲“捐弃前嫌”，吴敬中也叛变了组织，到军统特训班当了教官——电视剧《潜伏》说余则成和李涯都是吴敬中的学生，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但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李涯和余则成也能找到历史原型。余则成的历史原型不止一个，李涯的历史原型则是吴敬中的继任者、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

李俊才有历史原型，“黄雀计划”也确有其事。正像吴敬中在飞机上跟余则成说的那样，“那个计划没前途”，李涯（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无处藏身，只好带着四个小组的“黄雀”到军管会自首投诚。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那时候吴敬中的老朋友沈醉已经特赦六年，拿着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在“文史专员”任上写了很多回忆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两百元工资，已经超过了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公职人员，没有取消稿费的时候，沈醉的一本回忆录，就能换吃好几年的粮食。

“总务行家”沈醉会做生意，也很会做人，作为沈醉的老朋友，吴敬中表现得也不差，连最看不上叛徒的毛人凤也拿他无可奈何。

历史上的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乘机出逃，原本想让吴敬中留在天津“潜伏”的毛人凤勃然大怒，命令李俊才在天津机场拦截未果，又在南京将刚落地的吴敬中逮捕，正准备把他送到台湾去砍甘蔗，结果老吴的同学小蒋出面“担保”，笑面虎毛人凤只好强笑着放人。

不管是真实的历史中还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里，吴敬中都没有插手“黄雀计划”，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吴敬中这个老特务着实不简单，他绝不插手潜伏任务，就是在为自己出逃做铺垫。

吴敬中更精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黄雀计划没前途，谁留下来都会落网，他不插手，多少黄雀被烧烤，都跟他没关系——吴敬中之所以如此精明决断，极有可能是老朋友沈醉给他通风报信：你再不跑，就会被毛人凤按在天津动弹不得，最后的结果会怎样，李涯不用把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想得到！

潜伏人员名单一眼不看，调拨装备撒手不管，实在没办法，就让副站长余则成接收一下，但也绝不让余则成深度参与，这就是吴敬中的高明之处：黄雀计划就是个粘豆包，粘上了就甩不掉，只要知道潜伏名单，那就是黄酱倒进被窝里。

吴敬中是个没出卖过前战友的叛徒，他再次起义或投诚，结果也不会很乐观——回家卖红薯是幸运的，进战犯管理所也不是不可能。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知道自己即使把保密局情报全都交出去，也保不住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换来的七根金条。

一向精明的“生意特工”吴敬中绝不会做亏本买卖，他的老朋友早就给他吹过风，毛人凤歹毒算计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吴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