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书的节日，也是关于书与人的节日。

书与人的相遇，看似是人单方面的找寻，但书也在默默地等待。比起那散发着簇新气味的新书，旧书更有一番深沉的情意。博尔赫斯将书比作人类最叹为观止的工具，其他工具都是身体的延伸，唯有书是想象力的延伸。但旧书不仅是想象力的延伸，更是时间的延伸，与情感的延伸。旧书暗黄的书页与脆韧的纸张，是岁月的痕迹，而书页的折痕和书边的批注，则是情感的铭印。从旧书中读出的不仅是书中的内容文字，细腻的眼睛，更能从中看出往昔岁月中前任主人给它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标记——那字句下的划线，曾经让一颗心灵产生共鸣；那书页上的折角，曾经让一双手再三在那里停留。书中的一张字条，是一段旧日的回忆，字里行间的批注，记录着灵感闪现的一刻。

4月中旬，在天津鼓楼旧书市选书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在本文中，我们请历史学家杨念群、王东杰等书评周刊老朋友与大家聊一聊“书与人”。以下为他们的口述整理。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4月19日专题《旧日书》中的B04-05版。

杨念群：旧杂志上的旧文章，让我冲破旧观念的束缚

人的一生可能会读过很多书，也接触过许多文字，这些书或者文字到底对其人生的成长有多大意义往往是模糊的，不容易那么确定。我的读书经历也是如此，我记忆力并不好，所以特别忌讳谈什么读书经验，因为在我的阅读生涯里，并没有哪一本一定印象最深，或者带有决定性的人生指南著作留在了记忆中。唯一有一篇文章却是个例外，那就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写的一篇演讲词《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篇文章被翻译过来最早发表在1980年的《外国文艺》杂志的第5第6期合辑之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逢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对外国小说或者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相当稀少，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短篇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也不多。所以当我读到这篇演讲时有一种突遭触电的震撼感觉。

1980年的《外国文艺》杂志，这本杂志曾经开启了许多年轻人的视野。

这篇演讲词是萨特为了回应学界对《存在与虚无》这部存在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解而写，演讲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命题即“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也是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大意是说，以往人们做出人生抉择往往要依赖上帝的睿智，因为上帝有权决定一个人所度过的人生意义的“本质”。而作为无神论者的萨特却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主体，应该先于各种外在规范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行动逻辑。原来大家遵循的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原则，现在反而应该倒过来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就是真正建立起人类的“主体性”。

记得当时阅读这篇演讲时并非是把它当作一篇纯粹的哲学文章来看的，也不是为了参与“存在主义”哲学观的讨论。而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因为在我上大学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才刚刚起步，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让人目不暇接。而各种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还是相当严厉的，新思潮的出现不时受到打压和质疑。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冲破陈旧思想的网罗，特别是已经僵化至极的各种教条化思维的束缚，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必须回答的一道难题。而萨特这篇文章的启示是，作为年轻一代，不就是要冲破那些作为“本质”的官样教条思想的束缚，大胆把自身主体的“存在”意向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吗？不就是要用自己的思考（存在）去替代那些早已过时的“本质”规定性吗？

这篇文章还指出，要让每个人一旦做出选择后就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如果把这个命题转换成每个中国人的现实考量，那就是当你做出人生选择时，有可能会遭遇困难和各种抵制，但是必须提前把可能发生的各种后果，包括好的和坏的后果都尽量考虑在内，当遇到各种生活的阻力和障碍时，面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这为我确立冲破旧思维网罗的勇气和信心，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理由。回首这段阅读经历，我有时会自问，在当今日益喧嚣浮躁的复杂社会氛围里，你是否仍然保持着那颗“存在先于本质”的选择初衷呢？是否慢慢被各种新的“本质化”教条所侵蚀腐化，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感知能力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在三十年后重读了萨特的这篇文章，目的不仅是为了怀旧，更是想重新确认自己仍然还有选择“自我”存在方式的能力。

王东杰：本不必有什么“必然”

我想起一本英文旧书，以赛亚·伯林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历史的必然性》），一本薄薄的精装小册子，是他1953年一次演讲的稿子，以后收入了鼎鼎大名的《自由四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