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越南西贡，有这样一幕场景让我们难以忘记。
单薄瘦弱的女孩站在船上，河面反射的光铺在她年轻的脸上，给她深邃的眼眸打上了很好看的弧度。然而她的目光却一片迷茫，隐约还藏着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期望。船已经快要开了，而她在心底里偷偷期盼想要见到的那个人似乎还没有来。
西贡的空气依然燥热，她扭了扭笔直的脖颈，想着对方应该不会来了吧。而这一走，他们应该再也不会相见了。她突然很后悔曾对他说过的过分的话，可是一切已经晚了，她注定要离开这个逼仄拥挤的地方，而他也有自己的路要走。她不断说服着自己，哪怕眼睛里的悲伤已经满的快要溢出来了。
船开了。她也终于发现，在人群背后，原来有辆车一直安静地停在那里。
车上的人并没有下来，于是她也并不知道那个人的脸上会有着怎么样的深情。
这个片段，出自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的《情人》。车里那个深情又沉默的男人，是梁家辉饰演的亚裔男人东尼，船上离开的女孩，是珍·玛奇饰演的法国女孩简。
这部影片改编自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1984年发表，并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的同名自传小说《情人》。影片上映后，获得了第65届奥斯卡奖-最佳摄影奖提名，而影帝梁家辉，也在里面贡献了顶级演技，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最完美的“东方情人”的代表。
少有人知道的是，《情人》这部电影，其实正是杜拉斯本人的真实经历写照。很多人因为喜欢《情人》的叙述风格而去追了她的其他作品，我也不例外。而通过她那些将个人人本叙事与社会更迭现实紧紧糅合在一起建构起来的作品，我们也会发现，杜拉斯本人的写作风格其实正是深受自己的童年创伤所影响，为了摆脱那些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和孤独感，她这一生都在各式各样的爱中奔走追逐。
朱光潜先生曾在《谈文学》一书中提到，“最上乘的文章是自言自语”，对此我无比赞同。在杜拉斯的所有著作中，孤独感和对爱的渴求始终如影随形，就像她对着童年那些不愉快甚至是阴影的经历的一种絮叨。这也造就了她的作品所独具的叙事特点：“打破时空结构，通过非线性叙述，将多条情节重叠，反复言说关于自我的故事、家庭的故事、殖民地的故事，在不同的文本中不断重复自我又不断重建自我。”
在《情人》里，她的替身是那个法国女孩，与有着同样孤独体验的亚裔男子摈弃种族隔阂相爱，却又最终分开；在《直布罗陀水手》里，她的替身是那位寻找旧爱的美国女人，与逃避世俗的法国男人偶遇，并在一起“寻找”的旅程中产生某种奇异的感情。
无一例外，她们都没有得到想要的归宿。为了找到心灵的归宿，杜拉斯在她的作品中采用了最为直白的表达方式。那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弗洛伊德对“*”是这样描述的：处于心理的东西和躯体的东西交接处的一个边缘概念，是从躯体深处传出并到达心理的种种刺激的一种心理上的表示，是由于心理同躯体相联系的结果而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需要行动的状态。
这种最究极的状态，是对爱的渴求。这种行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缺爱型人格。从杜拉斯的身上，我们能够发现这种缺爱所带来的的创伤始终都在困扰着她，却也滋养着她，它让她饱受折磨，却又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在她七岁时，父亲因为染上疟疾突然去世，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哥哥艰难生活。年幼的杜拉斯所感受的爱，几乎没有。母亲偏爱大哥皮埃尔，对她和二哥不闻不问。为了争取母亲的爱，杜拉斯拼命想要写好文章，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她的母亲却会因为她在作品中透露出一家人的窘迫而责罚打骂她。
而对于已经去世的父亲，杜拉斯虽然总是说父亲去世时她因太小并不懂得悲伤，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却总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因为父亲的缺位而带来的悲痛。这种悲痛促使她将自己的笔名定为杜拉斯（父亲的家乡），甚至在晚年时还曾央求她的情人带她回去看看父亲的坟墓。
是的，情人。在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的爱，造就了杜拉斯心底里对爱的极度渴求。马斯洛提出爱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但是在杜拉斯的童年里，爱的需求从来没有满足过。“爱的*没有得到满足，对于艺术家的心理和性格的影响较之一般人更大，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心理补偿的*较一般人强烈。”
现在我们说起她，很多不甚了解的人，最多笑笑她那些庞杂的情史，却少有人知，她虽然一直在爱里流浪，却总是保持着一种清醒自知，既不过于重视也不随意将就，这反而让她显得有些倨傲和薄情。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他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弟弟和朋友。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双方坠入爱河。此后，她又经历了一段感情。直到70岁时，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成为了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
百度词条上对于她的婚恋史极其简练，简练到透出一股引人误会的意味来。但事实上，历任情人在分手后对杜拉斯的评价都很好。但是就像她在《情人》中表现的那种宿命般的别离与孤独一样，杜拉斯个人也对爱存在着某种矛盾感，既渴望，又逃离。
图为电影《情人》截图
法国评论家阿兰·维尔贡得来曾这样评价她：“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被自己的故事和传奇迷的神魂颠倒。”16岁那年与李云泰的相遇，让她在悲苦中第一次尝到了被爱的滋味，也让她这一生反复回味，甚至在晚年时根据自己的回忆写成了《情人》这部书，并大获成功。
在接受访谈时，杜拉斯曾反反复复地说自己写作是为了“触及内心的阴影”，这种阴影就是对于缺爱导致的童年创伤的一种自救。而《情人》的出版，则让她在70岁彻底完成了对自己的童年创伤的解构和重建，敢于回头去看那些糟糕或者痛苦的过往。
她说，“我生活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写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同的。在这里，我说的是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些要点，尤其是我所隐藏的，我亲手埋葬的一些东西，某些事实，某些情感……”在《情人》中，情人的种族终于明确，糟糕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也彻底浮出水面，在文字的建构与表达中，杜拉斯终于完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参考资料：
童庆炳.艺术与人类心理[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M].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法]阿兰·维尔贡得来：《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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