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

但10月31日奉命撤退后，“八百壮士”却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成了孤军，后被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1941年，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兵*害。12月28日，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330余名孤军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 1942年4月，被关入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2000年已拆）。

老虎桥监狱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以刑罚残酷而闻名。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甚至强奸女俘。在俘虏营中日军看管较严，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实行分散看管。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吃的伙食比日兵差，但一个星期还发点香烟。之后，有人通过没通电的铁丝网逃脱，有的还参加了新四军。

1942年底，敌人又从老虎桥俘虏营中派出100多人（包括孤军营代团长雷雄）去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淮南煤矿的煤炭，由车上卸下再装上船。为便于管理，这些人被分成3个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陈日升（连长）、杨德馀（后改名杨养正）、陈岂凡（排长）三人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1943年春节前一天下午，收工时他们举行了暴动，抢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逃了出去。雷雄等29人逃到一个叫桃花乡的新四军驻地，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也有些人在逃跑过程中被发现，没能逃脱牢笼。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到上海。因为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到了冬天身无棉衣、棉裤，每日两顿粥，也无钱看病。

汤恩伯

当时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封官许愿，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仗我们已经打够了，不想再打了。”对于流落上海的孤军们，政府部门仅发一点救济金，百余名穷困潦倒的孤军流落街头，实在找不到栖身之处，就闯进吴淞路一日本侨民住的三层楼，把日本人赶跑，住了下来。几天后来了一帮国民党军官，奉命接收日本人财产，双方发生争执，领头的军官见到门口挂的“四行孤军”牌子时，不禁肃然地向孤军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忙赔礼道歉：“鄙人有眼不识泰山。”说完离开了。没过多久，救济金快用完了，吃饭又成了问题，孤军们的遭遇引起了居住在上海的谢团长的遗孀凌维诚的关心，她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流落在上海的孤军们的工作问题。在凌女士的帮助下，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同时又组织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孤军们自食其力，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仍被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获得了自由。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都不会忘记没能见到胜利的战友。1946年，100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孤军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务农为生，也有的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主要分布的地区有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

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安排了一部分孤军的工作。但在随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中，这些孤军因曾参加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其间，很多人不幸致死，也有些下落不明。

重庆的杨养正是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退休职工，因所谓“历史问题”被下放干过搬运工、站过柜台，在工厂当工人，“文革”中被当成“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官拉去游街、批斗、下跪。2002年7月4日，已经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受邀重回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旧址，在这里他“见”到了写有他名字的《孤军官佐芳名录》和在孤军营时期的照片。2010年12月16日杨养正逝世，享年96岁，是“八百壮士”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杨养正

一连代连长郑俊参加过云南起义，属于起义投诚人员，1959年被判管制，1962年带着“历史问题”的帽子离开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郑俊当年的战友、一连班长余长寿、四连班长李锦堂及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三人均在上海）都为他写了证明材料。谢继民写道：“郑俊同志是八百壮士之一，后进入孤军营与英租界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汉奸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这更是对全体“八百壮士”及所有抗日将士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