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三出的文书经历
卧坡凡夫
不知道有没有战友在三年时间里当过三次文书，但愿我不是唯一吧。
度娘说：文书是连一级的单位才有，连部里一般有两名战士，一名通信员，另一名就是文书。文书相当于班长级别，参加炊事班的组织生活会。文书的职责是：制作连队花名册；保管连队人事档案；保管收发文件；起草有关文件；干部不在时临时在连部值班；接待来访人员；出连队的壁报或板报；每天收集下属分散单位（如岛屿上的观通站、哨所等）的情况；有的还要保管登记枪支弹药和仓库；记录值班日志等……。（那个“有时还要”我觉得应该去掉。）
我1968年3月18日入伍，5月25日进藏分配到拉康独立营步兵连。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天都快黑了，通信员突然来通知我，叫我马上跟指导员去执行“紧急任务”。我给班长陈丰元说明情况后，全副武装跑步到连部，向指导员（罗益才）报到。原来是驻守申格的二排的一个班长张云和两名战士带领民工在负责修建被洪水冲毁了的公路和桥梁，他在骑马返回排里准备领取器材和食物的路上，马被修路放炮的炮声惊吓，突然一阵狂奔,他被摔下马来，最不幸的是他的一只脚被套在了马鞍的脚踏里，没有取出来，就这样被受惊的马拖出了近百米，马才停了下来。等到战士和民工们赶到时，张班长已经没有了呼吸，就这样为了边防建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骑马去申格处理了他的后事回到连部后，指导员对我说，你到文书那里把张班长的档案拿出来，根据里面的资料，再了解一下连里战士们对张班长的评价，为张班长写一个悼词。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指导员叫我这个新兵陪他去执行“紧急任务”了。因为我是高中生，想要我为张班长写悼词吧，也可能是指导员对我的第一次考验吧！可能是因为指导员对我在这次“紧急任务”中的表现还算满意，一个星期后，我接任了连部文书职务，接过了前任文书交下了的钥匙和账本，第一次坐在了文书的专用桌子前。
经过几天的熟悉，按照连队工作条例要求，履行起了文书的职责。起草连队的计划、总结和学习、训练、生产方面的情况报告报到营部后，得到了营部机关的肯定，有的报到上级部门后还被军分区转发给其他部队参考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引起了李政委的注意，问我们的连长指导员，材料是谁写的。得知是新调来的文书我写的后，有一天李政委专门到步兵连连部来看我，给我提了好多建议和要求，鼓励我好好锻炼，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
临走时，政委对指导员说，邓文书不能在连部呆久了啊，要放到班里去锻炼，以后才有出息。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吧，李政委到连里检查政治教育情况，在连部看到我，便问我，你怎么还在连部呢？我说，连长指导员没有让我去哪里啊。他马上对连长指导员说，小邓应该到班里去锻炼了，不能再当文书了。 没过几天，指导员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班里去当副班长，问我愿意去哪个班。我想了想，说到蔬菜班吧。在蔬菜班干了不到三个月，我去时种的土豆、萝卜、莲花白都还没有成熟，连长张万荣又找我谈话，要我去四班当班长。原因是四班在当坝乡支农时违反了群众纪律（用部队发的肥皂、毛巾、干粮等换老百姓的虫草、麝香、牦牛尾巴）班长副班长都被撤职，战士分到其他班，然后从全连重新抽调人员组建四班。我只好服从命令，去四班当了班长。
时间到了1970年初，连里又把我第二次调回连部当文书。在连长指导员的眼里，好像还是我才是他们理想的文书。但是干了不到三个月，二排长要休假，排里没有领导，连里请示营里同意，任命我为二排副排长，主持排里工作。第二次离开文书的岗位。
到了1970年7月，据说当时的总政治部发文要求营以上部队都要配备专职新闻干事。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分区宣传科特意举办一期三个月的新闻培训班，分给我们独立营一个名额。指导员给我说，是李政委点名要我去学习的。我欣然接受了，因为对于学习，我是机不可失的啊。平时假如能找到一本书，我都要如饥似渴地读，并且还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摘抄下来，反复咀嚼欣赏。
就在分区新闻培训班学习期间，我拒绝了营里要提拔我当干部的意见，惹得李政委很生气，说“他不干，也不能让他退伍。”等我学习结业回到连里后不久，我们68年入伍的兵里面有几个就提干了。（如果我当时同意了，也在这一批提干名单之中。）
时间到了1971年老兵退伍的时候，尽管连里上报的退伍名单中有我的名字，结果硬是被李政委给划掉了。连里的文书退伍了，排里的排长也休假回来了，连长指导员又叫我到连部当文书（还特别给我说享受副排级待遇，说白了，就是不参加站岗）。我第三次坐在了步兵连文书的位子上。直到7月份，经过副政委（我的老指导员罗益才）做工作，被提为营部的新闻干事，才第三次离开了我熟悉而热爱的文书岗位。
在我“三进三出”的文书岗位上，除了比较出色地完成了文书职责中规定的任务外，还有一项度娘没有提到的工作，让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不得不记下一笔。我估计与我同年代在西藏边防连队当过文书的战友可能也和我一样，那就是每天晚上11点开始的“记录新闻”。
每天晚上十一点之前，我就要打开解放军总政治部发给边防连队的那台收音机，把钢笔打满''红岩''蓝水，坐到自制的办公桌前，整理好纸和笔，等待十一点的正点报时铃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记录新闻时间！今天记录新闻的题目是……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播音员以纪录速度播出的内容，笔在纸上飞奔，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
由于是深夜，怕影响战友们睡觉，声音不能开大了，只我一个人能听到就行了（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耳机）。春、夏、秋三季还好，到了冬天，夜里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尽管有个烧木柴的烤火炉，尽管我是全副武装（棉衣棉裤棉帽毛皮鞋，外加皮大衣），还是冷得我一边记录，一边跺脚。开始那段时间记录下来的稿子，难免龙飞凤舞，字迹潦草，有时候甚至有些字我都要反复推敲才能认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写能力逐步有了进步，基本上能够一气呵成，不用再重新抄写了。以至于后来在电子科大上“速记”课时我能技高一筹，名列前茅。不得不感谢那段文书经历。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边防部队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练是我们的作息安排。天天读就是政治学习，天天练就是军事训练。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我们连队要十天半月才能收到报纸和信件（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我们连里的“公开”信》里有详细的描述）。连队的政治学习除了学习外，就只有靠我每天晚上的记录新闻了。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就是这台小小的收音机，让边防官兵能够收听到北京的声音，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家乡变化。边防战士的心脏随着北京的电波一起跳动。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段经历，虽然自己熬更守夜，苦一点，累一点，但是能够让我们连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也能紧跟形势，不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我无怨无悔。
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十多年军龄的老兵，文化程度都不高，一个初小，一个高小毕业。为了让他们能看得清楚我的记录新闻，我每次都要把记录下来的新闻重新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第二天早上交到他们手里。就是这样，连长指导员有时仍然会让我给全连官兵宣读昨天晚上的记录新闻，然后他们来讲解重点和需要领会的精神（就这样，有的战士私下给我封了个“小指导员”）。
尽管李政委认为我这个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要放到班里去锻炼，所以连里换了几次文书，但是他们都没有干多久，连长指导员又把我调回连部当文书（一次是我当了班长后，一次是我当了副排长后），应该不只是我的记录新闻比他们整的好吧！
前后三次加起来我当了一年多时间的文书，记录新闻的稿子摞起来差不多有我的个子高了（堪称''著作等身''了，后来我到营部当干事时，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接任的文书）。
也许那段每天晚上的记录新闻经历，让我养成了用笔记录我的所见所闻，记录我的酸甜苦乐，记录我的步步脚印的习惯。再淡的墨水胜过最好的记忆。人老了，记忆力减退了，但是当我翻出那时候起留下来的信件，文稿和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时，让我又回到了那年那月那个场景。
也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这档节目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确信，现在我军的任何一个连队的文书肯定没有了这项任务。他们应该是面对电脑，用键盘敲击出需要的文字。
记录新闻！
我记录的不只是当时的新闻，同时也记录着那段历史，那段经历。那段人生！
记录新闻！
我现在虽然不再从收音机里记录新闻，但是我仍将继续记录我的今天，我的明天，我的梦想!
有个电影叫《三进山城》，我的三次文书生涯可不可以叫着“三进连部”呢？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邓泽斌：笔名卧坡凡夫，东坡故里人，1947年出生，电子科大秘书专业毕业。1968年入伍，西藏边防服役15年，眉山市人民医院退休。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养花，偶尔动笔，无论文体。拙作散见于《半月谈》《健康报》《工人日报》《秘书》《厂长与秘书》《军工报》《晚霞报》《眉山日报》《在场》《今日头条》《青萃》《雪域老兵吧》《雪域情怀吧》等，还参与过几次各级机构的征文并获奖。
作者：卧坡凡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