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GDP三大需求俗称“三驾马车”，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研究它们通常有两个口径，一是三大需求在当年GDP中的比重；二是三大需求对同年GDP增长的贡献。以疫情前的2019年为例，在当年的GDP中，消费支出占55.8%；同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6％，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

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时，往往关注三大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率，因为它们更加敏感地反映需求的动态变化。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及走向，有助于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5％，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均贡献了0.8个百分点，而净出口贡献了0.9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最终消费相当乏力，资本形成相对走软，净出口则表现抢眼。

在现阶段，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60％左右是常态。然而，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仅为三分之一，二季度更是为负值。所以，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关键看消费的贡献能否回归正常，政策措施的重点要着力提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

分析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最优路径时，则要看GDP的需求构成。改革开放40多年来，前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基本是出口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十多年，中国经济在转向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以增加居民消费为重点的增长模式。具体的要求和表现，就是在GDP的构成中，稳步提高最终消费占比，近期至少达到占GDP三分之二的水平。增加消费占比与当下的三件大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关。

首先，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综合研判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努力再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双循环”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点，也就是以内需为主体；在内需中，最终消费占“大头”，一般在三分之二及以上；资本形成既是当期的内需，又将满足下一期的最终消费。所以，在良性的“双循环”中，保持最终消费的合理占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在我国GDP的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一直处于弱势。在疫情暴发前的几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模式转变，最终消费占比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由于疫情对服务消费的严重打压，致使近年来最终消费占比又出现了不正常的波动。为了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需下大力气提高最终消费占比。

其次，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一个内在要求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较大的经济波动，都是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的偏离。这种偏离既可能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可能是有效需求过度。上个世纪发源于美国的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这场疫情冲击后的情形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但刺激政策的作用往往是对投资需求较为有效，而消费需求一旦下滑，其回升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而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产生较大影响。有效需求过度的情形经常发生在政府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形下，也就是当下欧美国家及日本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国家长期以来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又在能源供给冲击和供应链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这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有效需求。反观我国，由于较好地坚持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搞货币放水，始终将年CPI控制在3%以下的水平。较小的通胀压力，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最终消费占比创造了条件。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稳增长、稳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并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发放消费券等措施，促进最终消费占比上升，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第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刻背景，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就是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人们的储蓄倾向，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现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以外，还包括对新产品新服务的多方面需要。要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增加新产品新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不断降低新产品新服务的价格，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广泛的消费需求。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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