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谭延闿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尽管现在人们一提起谭延闿，首先想到的是“军阀”二字。不错，谭延闿的确是湘系军阀的头领，但他可不是一般的军阀。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由于在他之前湖南 已260年没出过会元，其声名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那一科的状元刘春霖；随后，他积极推动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俨然又成 为清廷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在湖南取得胜利后，他被人抬上“湘督”宝座，1916年和1920年又连续两次出任这一职位 。谭延闿一生最英明的一步棋就是在陈炯明叛变时，他坚决支持孙中山，这让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得以在宁汉合流后一 路扶摇直上，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并在死后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亲往送葬。

谭延闿

谭延闿，号组庵，又号畏庐。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己卯)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谭钟辚，字文卿，咸丰年间的翰林，做过御史。后由左宗棠保荐，调任甘肃布政使。当左经略西北时，谭钟麟对左军粮秣的供应非常卖力，做到了“飞刍挽粟”，不避艰难。在西北作战，粮秣极为重要；所以左宗棠把谭比之肖何，保举他做到陕甘总督。随后调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谭钟麟生有五个儿子，谭延闿排行第三，他和老四、老五都是庶出。

谭延阎自幼便侍居其父谭钟麟身旁，受其言传身教。不但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小便醉心于科场，锐意政治;而且得以亲历官场百态，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在谭延阎以后的仕途中，他始终能够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便与此不无关系。谭钟麟先后出任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作为总督之子，谭延阎自青少年时代变为时人所瞩目，曾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谭嗣同被时人合称为“湖湘三公子”。再加上他在科场上的成功，湖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青年谭延阎凭借其父的声威以及自己的努力，在湖南赢得良好的声誉，从而为他从湖南立宪派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谭延闿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度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成有清一朝湖南唯一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谭延闿举进士后，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随后返回家乡湖南，任过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明德学堂总办等职。

清末，要求立宪的风潮从各方面袭击而来，清廷被逼得不可开交，不得已筹备立宪，先设立各省咨议局。谭延闿看到“富贵逼人”的形势已经到来，就凭着他固有的政治资本——世家子弟和乡绅地位，大肆活动。他有各种条件：第一，他在抚台和藩台衙门走得通；第二，他父亲的故交和门生多；第三，他的科甲同年在省里很多。湘省大绅士王闿运、沈让溪、王先谦、叶德辉、彭青藜、龙湛霖、吴雁舟诸前辈，都是可为他帮忙的。谭三少爷请客送礼，有的是钱。所以他想得到的湖南咨议局议长一席，有如探囊取物，伸手便得。

1909年，湖南咨议局成立，谭延闿被推为议长，从此成为了湖南君主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民国初年，谭延闿曾三次把持湖南政务。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率新军在长沙举行了起义，建立了湖南都督府，二人自立为正、副都督。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则成立了湖南都督府参议院，谭延闿被推举为院长。后都督府成立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任民政部长，总揽湖南民政事务。同年，谭延闿策动新军发动武装政变，*了焦达峰和陈作新，咨议局推举谭延闿继任都督，从此，他成为了湖南都督，获得了湖南政权。当时革命党人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对他采取宽容态度。1912年，谭延闿加入了国民党，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正式的湖南省都督，权力如日中天。

1913年，因宋教仁被*案和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同盟会发起“二次革命”，江西督军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武力讨袁。事前问及谭延闿，作为名为国民党员，实怀立宪主张的谭延闿以“我从众”敷衍而过。事后，谭延闿希望调停此事，却受湖南革命党人武装胁迫，不得不于7月25日清晨，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大旗，正式宣告独立。

仅仅半个月之后，由于北洋政府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进展，湖南政局受到严重威胁。原本对“武力讨袁”做法骑墙的谭延闿以“可免生灵涂炭”为名，迅速取消独立，希望得到袁世凯的谅解。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未给他好脸色，在自己正式被选为大总统时罢免了谭湖南都督之职，由汤芗铭取而代之。谭延闿第一次主湘结束。

1915年11月，袁世凯称帝已出现端倪。湖南处于南北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革命党人派程潜到上海，会同章士钊一起去说服谭延闿一同反袁。一向谨慎的谭延闿言以“来日方长”，“从缓计议”，没有立刻答应。直至12月15日，蔡锷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谭延闿才宣布反袁，并坚持袁世凯下台。

6月初，谭延闿受湘督汤芗铭之兄汤化龙之请，以调停汤与湖南各界的矛盾为名从上海到武汉，开始了第二次主湘的策划。经过其一系列的策划，7月1日，程潜所率领的湖南护国军湘长沙进军，将汤芗铭驱逐出湖南。而后，谭延闿提出“湘事还之湘人”，联合革命党人黄兴等一起阻止黎元洪任命的陈宦入湘，最后逼迫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任命他为湘督。这是谭第二次对湖南主政。

谭延闿此次虽遂了心愿，但他深知段祺瑞除己之心不死。果然，护法战争一起，段祺瑞让同为湖南人的傅良佐督湘，只留给谭延闿一个空头省长。谭延闿决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抗北，结果各省口惠而实不至，拖拖拉拉，武力抗北终于失败了。9月1日，谭延闿只能以患病待医为名，辞去省长职位，前往上海，结束了第二次督湘。在此之前，他将亲信刘建藩和林修梅部调至湘南，为今后复职留下了后手。

1917年12月8日，北洋政府为了离间同在湖南的湘桂护法军，突然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谭并未为之所动。之后，谭延闿取得桂系陆荣廷支持，决定“利用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联直反皖”。1918年在桂系陆荣廷等支持下入湘重任湖南督军，设谋逼迫程潜离湘，进而取得湘军总司令头衔，先后驻零陵、郴州。1920年6月驱逐张敬尧后，他一身兼任湖南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提出“湘人治湘”，制定省宪，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

在谭延闿身兼三职之时，赵恒惕担任湘军总指挥，掌握了湘军实力，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老上司谭延闿在湖南政坛几上几下，长袖善舞，对同样野心勃勃的赵恒惕不啻是言传身教。1920年11月，赵恒惕联合湖南另一股军事势力程(潜)派军人李仲麟等兵变，由李仲麟等公开通电逼谭延闿去职，赵恒惕则表面坐视，暗中调兵入长沙呼应。谭延阎被迫去职下野，于11月27日离湘赴沪。谭延闿第三次督湘失败。

1922年，谭延闿思忖在湘谭派势力尚存，参加了湖南“民选省长”的角逐。其时湘省势力分为赵恒惕、谭延闿、林支宇(前湖南代省长)三派，湖南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闹哄哄的“民选”活动拉开了大幕。

赵利用实权在握的优势，自任选举总监督，设立了选举事务所，限期3个月内“普选”出“省议员”，三派势力收买走卒，争夺选票，大小政治捐客、政治流氓在茶楼、酒馆、妓院交易拉票，甚至组织打手，殴打、械斗，丑态毕露。选出的省议员，赵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为谭派及林派。随后开始的省长选举，赵以1603票夺得了“正式省长”的胜利，在这场“文斗”中，谭延闿再次居于下风。

但是谭延闿作为三上三下的“湖南省长”，败给自己一手栽培的赵恒惕，心中不服，欲等待时机，再与赵一争高下。1923年2月，谭追随孙中山赴广州，担任了大元帅大本营内务部部长、秘书长。他为了夺回湖南地盘，策动旧部湘军混成旅旅长陈嘉佑、沉陵镇守使蔡拒酞、宝庆镇守使吴学剑等倒赵，孙中山遂任命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讨贼军讨伐赵恒惕，指斥其“甘心附北，背叛西南”。赵的“中山亦设法敷衍”的伎俩完全失效。

谭延闿入湘后，为打破赵的“湖南自治”这块假招牌，不得不宣布放弃过去自己曾提倡的“湖南省宪”主张，转以孙中山的学说和三民主义作革命号召，而赵恒惕则组织所谓“护宪军”，以维护“省宪”作挡箭牌。两方势力几战下来，赵力不支，逃出长沙，遂请求吴佩孚援助。吴佩孚援军到后，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电谭延闿回师援粤，谭不得不回师驰援，谭赵战争因此结束，赵恒惕由此“湖南政权几尽由其掌握”。

1923年谭延闿将2万多湘军带出湘境回师援粤,增强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力量,打破了陈炯明、邓本殷、方本仁准备合围广州的阴谋,使广州革命政权转危为安。

1924年9月,孙中山为了摆脱滇、桂军桂军阀的掣肘,也为了联合皖奉,共倒曹(锟)、吴(佩孚),特令谭延闿率师北伐。这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减少了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压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6月初,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公开叛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犹豫不决,谭延闿、廖仲恺则力主讨伐。谭并亲往北江调动军队,“以附杨、刘之背”,为迅速平定叛乱,巩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在第一次东征征和平定杨希阂、刘震寰叛军胜利的基础上上正式建立起来。国民政府将在粤的各省革命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间率领之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兼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共产党员李富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国共两党的并存,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形成,以及右派的从中作梗,致使政府内暗潮迭起,摩擦时生。谭延闿总是以调人资格,他抱定了"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凭此穿插其间,争取各方好感。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以后,国民党中央军政大权实际上是操纵在汪精卫、谭延闿、蒋乔石三人手里。汪、蒋两人为角逐权势,常生摩擦,谭则居间调停,坐收渔利。3月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谭延闿先是准备响应汪的号召,联合各军武力反击;继而充当调人。后来看到苏联顾问和中共领袖都对蒋采取妥协态度,他也就急转直下;特别是在得到蒋愿推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许诺后,更顺水推舟,同意了蒋的无理要求。汪精卫孤掌难鸣,只得愤然离职出国,谭延闿遂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击败了吴佩孚的主力。二、三、六军也挥师入赣,开辟了江西战场。国民政府遂决定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公然要求迁都南昌。后经邓演达等人的努力和谭延闿的斡旋,蒋才被迫同意迁都武汉。

1927年3月7日,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等人到达武汉。谭为表示拥护革命,乃改号为“左庵”。3月10日至17日,在谭延闿的主持下,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党权,将政治、军事、外交和财政大权集屮于国民党中央,限制北伐军总司令的权力,实行集体领导制。谭还利用他的影响,使第二、第六两军突破蒋军重围,回到武汉国民政府。对于两湖的工农运动,他虽然表示了有限的支持;但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却在凉恐之佘,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火”,甚至夸大其词地宣称: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并且断言,“这条道路走不通,假如一定要勉强去走,鼻子会碰出血来的”。

4月,汪精卫回到武汉,谭遂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感,因此对武汉的东征讨蒋颇为冷淡,竟在鲍罗廷召开的讨蒋会议上“索性睡着了”;而对宁汉合作和清共则颇表积极。当蒋被桂系和何应钦逼下台后,他首先响应桂系号召,亲往南京,协商宁汉合作。9月,他背汉投宁,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并伙同桂系军阀西征讨唐(生智)。当蒋介石在日、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再度复起时,他一面表示欢迎,“数度趋访,劝请早日复职”;一面又密令程潜放弃对唐生智的湘军穷追猛打,而要安辑收抚,备为己用。当程潜被桂系逮捕后,他又为程的获释和程潜的第六军的保留四处奔走。但是,蒋介石终于识破了谭想保留湘系势力的企图,假借第六军内讧为由,将谭延闿的这支羽翼剪除。

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调任行政院长。这时,他一面表现出淡于功名、与世无争的姿态;一面又积极帮助蒋介石清除异己。在蒋、桂战争中,他尽力笼络何键,为蒋解去了湖南之隐忧。1930年,中原大战,谭坐镇后方,使蒋安心与冯玉祥、阎锡山决战。他还时常写信给在汉口的总司令行营主任何应钦,商讨剿共和通报讨伐冯、阎情况,成了蒋介石管理后院的忠实走狗。

1930年9月22日,谭因患脑溢血症猝然病死于南京。蒋为他大办丧事,并设逝世纪念日,算是为他替蒋介石政权肝脑涂地的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