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苏联、朝鲜等国的平民和战俘身上进行人体实验。战后，日本参与生物武器研究的人员本应以战争罪受到审判，但美国政府为换取所谓的“人体实验信息和实验知识”，给许多人赋予了战争罪的起诉豁免权。这些战犯不仅逃脱了惩罚，一些人还在日本成为医疗专家、卫生部门领导和大型制药公司主管。

日本731部队

联合国在二战后也呼吁，消除一切“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但生物武器研发并没有结束，在一些国家反而有升级态势，尤其是美国。

1979年《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文件显示：1950年，美国海军在旧金山附近释放了含有沙雷氏菌的雾气。军方称这种细菌无害，但实际上它可能致病，甚至在某些人身上引发致命的感染。

培养皿中的粘质沙雷氏菌

1966年6月，美国陆军研究人员在正常运行的纽约地铁上释放枯草芽孢杆菌样本，观察“它们如何在地铁隧道和车厢内传播”。后来披露的报告记载，在当年6月6日至10日期间，超过100万人曾暴露其中，而这些美国平民对实验一无所知。

1949~1969年间，美国陆军开展了持续20年的 “细菌战测试计划”，曾进行过239次生物露天实验。

1970 年，世界卫生组织称，生物武器对各国人民造成特殊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

1972年，美国、英国和苏联等100多个国家终于签署《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也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公约规定，禁止除“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外，拥有生物制剂；禁止开发为达成进攻性军事目的的散布生物制剂的技术。

后来，各国意识到，须完善对缔约国的监督、核查和惩罚等措施，经多年谈判形成议定书草案后，美国却在2001年开始拒绝批准草案，并在随后的多次审议会上反对，美国是唯一一个退出该谈判的缔约国。

早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曾一度卷入国际舆论声讨之中。据统计，世界上建成及在建的P4实验室有50多个，其中美国最多，其境内至少有15个。

如今看来，美国建立众多生物实验室的合理性并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一方面，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的诸多可疑行为令人疑虑；另一方面，美国的研究确实存在斑斑劣迹，给当地居民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严重威胁。

在生物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进攻性目的”和“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存在着很大的模糊地带，要在研究和开发之间划出一条界限也非常困难。

我们不得不警惕，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开发针对病原体的药物和疫苗所需的知识有可能被滥用于生物武器开发。生物武器这种伴随着科学进步产生的产物，会持续威胁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必须全力遏制。▲

本期编辑：王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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