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3的“计划－市场”时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在逐步褪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间隙中，并未完全的进入市场的阶段，正是在这一个较长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电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包括创作、理论、批评等各个方面。

从影像文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先锋影像，还是火遍大街小巷、引发各种“现象级”的娱乐片风潮，似乎仅仅覆盖到某一方面，很难较为全面地定义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征。

当我们以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来审视这一时期的影像创作，并将其纳入到“市场化”转型的维度中，便可以发现。

这一时期的影片创作表现为从实验影片到娱乐影片的转向、从“农村”向“城的空间位移，以及类型化叙事模式的生成、电影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呈现等很多方面。

由此，我们可以先从“实验影片到娱乐影片转向”这一维度进行考察，这也是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1988年９月下旬，《电影艺术》编辑部在京西卧佛寺饭店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新电影研讨会”，并将“中国新电影”与“第五代”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在这次筹划了近半年的会议中，对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影艺术运动进行了史学界定与语用商榷，并首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新电影”的概念，该次会议同时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更加准确地表述中国电影的新形态？

针对于此，大部分与会者都普遍认为“‘新电影’的概念比较‘第五代’等说法更能切近电影形态本身”。

然而，影评界对这个结论的争议是十分激烈的，但此后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人们不再可能举行这种会议。对“中国新电影”及其“第五代”的相关争议被搁置起来了。

并且此后随着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屡获佳绩而深入人心，关于“中国新电影”这一命名方式逐渐被“第五代”的表述所遮蔽、消解，成了一处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角落。

转而反观“中国新电影”这一措辞，相对于“第五代”其明显体现出了合理性。

人们将其看作是“电影理论界基于冷静、务实的客观心态”而提出的、旨在表述“中国电影艺术运动由内而外的全新面貌和精神”，它同时“避免了使命名陷入一种既定定势、既定规范”。

因此选择“中国新电影”而不是“第五代”的语用修辞，能够表明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电影本体探索的认识，更多地是从电影创作、观念、美学、形式等功能出发，而不是某一群体。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当我们重新选取“中国新电影”这一命名方式时，是否与“中国新电影研讨会”中对于“新电影”的认识相吻合？

其实，研讨会中对于“中国新电影”的表述呈现出了含糊性与矛盾性。会议中虽然刻意弱化了群体指向，但还是延续了“第五代”的思维内里。

会议中使用的“新人”这一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对以陈凯歌、田壮壮为主的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青年电影人”的指代和替换。

“这是本刊于1985年为初上影坛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们召开‘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后又一次规模更大、学术准备更充分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