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影杂志在这一时期也使用较多的篇幅来刊登大陆的电影的发展动态。以《电影双周刊》为例，平均每年对于大陆电影的报道均在60篇以上。

其中，介绍类和图片类是刊发最多的版面类型，甚至对颜学恕、田壮壮、黄建中、吴天明、陈冲等影人的访谈和对话，均以“连载”、 “特稿”、“焦点”等形式刊发。

此外，该刊也会报道大陆重要的电影活动，如1986年金鸡奖评选结果揭晓之时，就将许还山、桑弧、谢晋、郭维、罗艺军、钟惦裴、于敏等评委专家的发言与评论第一时间传递给香港受众，使其能够实时把握大陆电影动向。

台湾的印刷媒介虽然在８０年代中前期较少地报道大陆影讯，但台湾片商一直以来都在“抢购大陆片的在台版权，如《老井》《芙蓉镇》《红高粱》等，整个电影界人士己都看好大陆电影在台的上映。”

此外，在1987年台湾电检制度改革之后，曾有媒体对台湾民众做出问卷调查，结果表示：

“有32.6％的受访者都曾经看过大陆电影。42.7％的人非常赞成大陆电影在台上映，34.8％的人一般赞成政府开放大陆电影，而有点不赞成与非常不赞成政府开放大陆电影进口的人仅占6.0%”。

大陆与港台电影的媒介互动，其背后是新电影运动所依托的文化母体能够使其在影像的主题内容、类型策略等方面形成潜在的默契与共识，并将相对一致的民族审美艺术取向进行跨地域传播和接受。

从这一角度来讲，台湾的历史题材电影、乡土题材电影，以及香港的武侠电影，是凸显这一内在逻辑关联的典型范本。

可以说，通过新电影运动的推动，大陆与港台在同一时期涌现了诸多“新导演”、“新作品”，并开始跻身国际电影艺术发展的序列，体现着中国电影的“世界突围”，书写了华语电影史上一页华丽的篇章。同时，“三地”新电影的命运又都非常相似：面对市场的大潮最终逐渐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