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兔—草原上不可缺少的物种

（文章摘编自‬卓‬史‬确‬的‬同名论文）

每一种从古繁衍至今的物种，对生物圈都有其特殊的生存意义，且这些古老物种对保留生态原始性的价值是其他物种所无法比拟的。就草原生态系统而言，无论是牛、羊、狼，还是鼠兔，甚至是某种昆虫，对维持草原生物链的完整性和保持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可替代的生物学价值。

由于鼠兔是维持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物种，故了解鼠兔的生物特性及鼠兔在草原生物链中的生存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了解草原生态环境的本质特性，进而有利于采取更科学的生态保护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认真反思当下采取的“灭鼠”之策。唯有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以不影响草原生物链为原则，才能有效地恢复、保护和提升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

人类对鼠兔的刻板印象及带来的“灾难”我们在探讨草原鼠兔时，大多数人容易将其与老鼠相提并论，也下意识地将其归为鼠类物种。又因为，在人的印象里老鼠的天性就是“破坏”，并且偷吃人类的粮食。从而产生了“既然鼠兔在草原上活动，那它肯定又在破坏草原，固然与人类为敌”的逻辑思维，因此消灭它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样的逻辑引导和刻板印象下，又缺少对鼠兔生物特性的真正了解，最终导致了彻底消灭鼠兔的大规模“战略规划”。

据资料显示，自1950年开始高原鼠兔作为“破坏性”物种被写入国家、省区和州县级的政府文件中，从此鼠兔“与人为敌”的宣传和对鼠兔的大规模灭*行动至今未曾停歇。1965 年青海省草原工作队被指派进行调查，之后公布数据：分布在青海草场的高原鼠兔有 3 亿只，危害甚大。按一只鼠兔日食草 66.7 克算，年食草总量达 20 亿公斤，相当于 137万只羊的单位食草量。各级政府文件和媒体用“害虫”、“鼠害”的字眼表述高原鼠兔。

1964~1965，整个青海牧区组织 5 万多人次、115 万劳动日开展第一次大规模灭鼠活动，毒*面积 4000 多万亩。前后5年间共有20个县约20万平方公里铺开了毒*鼠兔行动，所用的化学类毒药是氯化锌和氟乙酸钠，又称之为“1080”浓缩型毒药，正式名称叫Sodium fluoroacetate。据公开资料介绍， 这种“有机氟化合物”有剧毒，致死量(经口)约2～5mg/kg。有腐蚀性。

常温下白色粉末，无气味，味道跟盐差不多，用来做代谢抑制剂。换句话说“1080”其实就是一种剧毒农药的代号，主要是用来*灭老鼠和啮齿类害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药，不仅能*老鼠和啮齿类害兽对虫、鸟、野生动物、家畜、宠物、以及人类都是有害的。这种毒药在美国用来毒*野狼，丛林狼的致命毒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将此类毒药改用为C型肉毒素。从此C型肉毒素成为青藏高原最能赚钱的农药产品。

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在他的著作《第三级的馈赠》一书中写道：“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青海省约有207406平方公里的草场撒满了毒药”，相当于白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有报道称，2006年，仅青海省就有近3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投放了C型毒药。政府后来拨巨款开展新一阶段的毒*，耗资约3500万美元。这个面积大约接近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大约祁连县总面积的20多倍（祁连县总面积大约1.4万平方公里）。上述这个投资可能包括从2005年延续至今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一二期工程，政府对灭鼠兔的投入从1.57亿增加到6.5亿，累计超过8亿元的巨额数目。

从中可以看到起初单一的灭鼠运动已经推向了以数额巨大的项目资金支撑的被扭曲的鼠兔经济产业链，C型肉毒素成为该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对当地老百姓及当地经济发展不仅起不到可持续发展作用，还对环境有负面作用。

截至2018年，据相关专家介绍，正在进入市场的D型肉毒素也在以新研究，新成果的姿态粉墨登场，这种药物已不局限于*死鼠兔，还可以让鼠兔绝种。

今天，灭鼠的工作仍然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有序的开展，据2020年4月20日某县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灭鼠队员们，戴上口罩手套，背上投毒药袋及药罐，每十个人为一组，就像排雷一样在草原上投毒灭鼠。按灭鼠技术人员的话说，灭鼠主要是通过配药量将投洞率达到90%以上，老鼠（鼠兔）必死无疑。灭鼠规模不断加大，灭鼠药物不断更新，灭鼠投资和灭鼠“产业”愈来愈大。

鼠兔是“鼠”还是“兔”？

鼠兔—这个被认为“罪魁祸首”的小动物，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小型非冬眠的植食性哺乳动物，又称黑唇鼠兔，学名，ochotona curzoniae 。体长一般在10.2～30.2厘米，耳长1.62～3.81厘米；后肢比前肢略长或接近等长，前肢五指，后肢四趾，后肢比前肢略长。头骨上面无眶上突；上颚每侧只有2枚臼齿。雄性无阴囊，雌性有乳头2～3对；全身毛浓密柔软，底绒丰厚，与它们生活在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有关。虽然叫啮齿动物，但是鼠兔的外形酷似兔子，身材和神态又很像鼠类，隶属于兔形目鼠兔科。

资料显示，在动物分类系统里，鼠兔和其他各种兔子原本都属于啮齿目，但学术界后来发现，鼠兔上门牙后面还紧挨着一对较短的后门牙，这和以“老鼠”为代表的啮齿动物只有一对上门牙是个很鲜明的区别，且只有单层珐琅质（啮齿目为双层），所以鼠兔与兔子被归属为一个独立的目——兔形目。兔形目与啮齿目是并列的两个分支，合称啮齿总目。所以，鼠兔与老鼠在生物种类上有很大的区别，故二者的生物特性也是大相径庭。

鼠兔的种类

鼠兔的英文名字叫“pika”，这个单词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所使用的试图模拟其叫声的方言( peeka'-)。鼠兔在藏语中称之为“阿布扎”（ཨབ་བྲ།或ཨབ་ར།），这很有可能是关于鼠兔名字最早的叫法。从现有的藏文资料看，至少这个名词的出现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迄今为止与鼠兔走得最近的人群恐怕是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而且“阿布扎”一词来源与高原上生长的一种植被有关系，藏语称之为“杂阿洼（རྩྭ་ཨ་ཝ།），”是一种药用植物类，鼠兔喜欢吃这种杂阿洼类植物而就其称之为“阿布扎”，从藏文字面上理解，可能是该植物类名称的一种音变。

高原鼠兔按其毛色可分为三种即赤灰色、纯白色和黑色。黑色鼠兔是鼠兔中极其罕见的基因突变类物种，存在的概率很小，大约50万亩鼠兔活动的范围内会存在一对，甚至更少。对此藏族有句箴言“有黑狐的地方不下雪，有黑鼠兔的地方有灵气”。

藏区民间把自然界物种中比较独特的或极其罕见的都认为是神山的守护者。黑鼠兔可算得上是鼠兔物种类的珍品，就像植物界的黑玫瑰一样极少。我们在追踪观测中有幸发现个别黑鼠兔，1989年在黑河源头沙龙滩发现两对黑鼠兔，其后再也未发现过，直到2019年又在野牛沟玉石沟沟恼发现一对黑鼠兔。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鼠兔有一定的差别，从藏文史料来看有四大种类，即草甸鼠兔（སྤང་བྲ།）、林地鼠兔（ནགས་བྲ།）、山地鼠兔（སྒང་བྲ།）和岩石鼠兔（བྲག་བྲ།伊犁鼠兔）。

然而，还有一些沼泽鼠兔（ན་བྲ།），就是生活在高原湿地沼泽环境中的鼠兔。不过这些沼泽鼠兔就是被草甸鼠兔家族从主活动区内撵出去的流浪鼠兔或流放鼠兔。观测发现鼠兔不大喜欢吃湿地草，这就意味着沼泽地或湿地成为鼠兔家族用来惩罚那些违背生存规则的流放地。

鼠兔科下有两个属，分别为意大利鼠兔和亚洲鼠兔，其中意大利鼠兔已经灭绝，也有人说是意大利鼠兔就是岩石鼠兔。目前全球发现的有30种鼠兔，除了两种鼠兔生活在北美地区外，其余都生活在欧亚大陆。而且这28种鼠兔中，大部分鼠兔生活在中国中西部及青藏高原地区，12种是中国特有的。

所有鼠兔中最有名的要算青藏高原鼠兔（藏鼠兔ཨ་བྲ།）和新疆伊犁鼠兔。学术上提到的“达乌尔”鼠兔就是内蒙古鼠兔或者东北鼠兔，正确地说应该是藏鼠兔（高原鼠兔）的一种早期变异类。需要说明的是新疆伊犁鼠兔也就是藏族被称之为“扎尔扎”（བྲག་བྲ）的鼠兔，是藏鼠兔中最具优秀进化基因系统的一种，这就注定它是所有鼠兔中最惹人喜爱和最凶残的稀有类鼠兔，据说这些鼠兔有时遇到香鼬时，凭借它们优秀的心理素质可以恐吓击退对手，有时还对那些光顾它们领地附近或偷吃它们储草的岩羊大喊大叫。

有些文章或网站上谈到的青海鼠兔、西藏鼠兔、甘肃鼠兔、新疆鼠兔、阿富汗鼠兔、或巴基斯坦鼠兔等提法都不具有生物依据，应该统称高原鼠兔。

溯源鼠兔化石

高原鼠兔被称为青藏高原的“草原精灵”，它的整个发展史不仅可以看作一部地质史，更重要的是它是青藏高原草原生态环境系统的调控者，还被称之为草原动物界的“活化石”。

据研究资料显示，欧洲发现的新第三纪鼠兔化石最多，其次是亚洲。并且中国内蒙古发现了中新世的美兔(Bellatona)，非洲仅发现两属中新世鼠兔，之后绝迹。研究追踪还提示鼠兔类从未到达南美。饶有兴趣的是1979年8月在北极地区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了最大的鼠兔，头骨长达72.2毫米。

这个发现引发了现鼠兔与古鼠兔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生物演化关系的质疑。不过据古生物资料记载，现存的各种鼠兔是由古鼠兔亚科演化而来的，并且有些科学家认为内蒙古发现的中新世的美兔(Bellatona)是鼠兔的祖先，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说，美兔只能算作纯兔子类的祖先。近来在青藏高原北缘发现的鼠兔化石证明，距今约有3700万年的进化史，并且研究发现青藏高原鼠兔是鼠兔家族最原始的一种，是青藏高原上比较古老的特有土著物种类，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原鼠兔。

科学家推测高原鼠兔可能是鼠兔的祖先，它在青藏高原出现的时间可能比这个化石所提供的年代更早些，而且几乎有可能伴随着年轻的青藏高原的成长史，因而对研究青藏高原地质史、气候变化及冰期的出现包括冰川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鼠兔的生活特性

鼠兔主要栖居于海拔3000—5500米的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地区。其中岩石鼠兔的活动范围在高山岩石带，种群数量最少，藏医史料中对这种岩石鼠兔有明确记载，并认为它的粪便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观测发现整个祁连山南部岩石带都有活动痕迹，重点区域在大浪桥及达玉沟扎玛党等。

山地鼠兔与草原鼠兔，喜欢选择滩地、河岸、山麓缓坡等植被低矮的开阔环境，回避灌丛及植被隐蔽度高的环境，这些地区恰巧是高原植被的天然生长密度与高度较低的区域。 从整体上看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青海境内的各州、县、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和西藏及其毗邻的尼泊尔、锡金，另外中亚及蒙古等地也有广泛分布，而且这些分布与气候有必然的关系。

所有的鼠兔都对气候具有敏感性指标，它们可谓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指示剂”。研究数据显示鼠兔是耐寒冷的动物之一，气候越寒冷它们的适应性就越强，这与高原上低海拔地区的大多数植物的生长正好相反；与高原上的特种动物野牦牛、藏野驴等物种的环境适应度成正比。

有人说，牧民、牦牛和高原鼠兔是草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没有道理。而且野牦牛、藏野驴和鼠兔可以看作“高海拔基因”类特殊物种，什么是“高海拔基因”类物种？就是能够在缺氧或者氧气稀薄的环境下生存，进而有些器官功能被进化为适应该环境的物种类。鼠兔和野牦牛作为青藏高原高寒区域活动量最频繁的物种，而且有些区域在同一个环境内呈垂直分布即山下平地带是鼠兔，山上陡坡地形带是野牦牛。当然，这样的分布区域正在不断改变，更多的是鼠兔与牧民之间互动的生存现状。

很多研究鼠兔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地方的温度持续偏高，就会迫使它们往更高处迁移。这就是它们夏天避开中午时分出洞的原因，也是冬天枯黄而寒冷的草场上能看到它们活蹦乱跳的影子之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不是所有的草原地带都有鼠兔活动。我们看到，2008年，中国、美国和捷克的学者合作研究发现，美国内华达州大盆地的北美鼠兔及中国天山山脉的伊犁鼠兔都在减少，且与气温上升有直接关系。同样，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兔形目专家组主席安德鲁·史密斯教授早在1974年就发现，北美鼠兔如果在25.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连续待6个小时就会被热死。这些证据表明鼠兔是寒冷区域最典型的代表物种之一。

鼠兔的社会特性

鼠兔是典型的社会性动物，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以家族式生活模式。正如生物学家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和富礼正（Mark foggin）在其论文中谈到的那样。一个家庭一般由“一夫一妻”制组成的7到8个家庭成员为主，其活动范围大约150平方米左右。雄性鼠兔负责孩子们的安全，年长的小鼠兔要帮忙照看弟妹，主要是与它们玩耍，受到天敌偷袭时要迅速带它们逃进洞内。雌性鼠兔在育儿期间，尽量出去多吃些食草，好让给幼崽提供充足的奶汁。一个家族由3到4只雄性搭配4到5只雌性和一些成年鼠兔及幼崽构成。而且其家族中最强壮的雄性往往成为家族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家族成员的安全及驱逐外来入侵者。每个家族的活动面积约600平方米以上，相当于一亩地，单位面积容纳的上线数量一般不会超过35只鼠兔。每个鼠兔家族为了保障自己领地内的食物，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

不同家族之间的洞穴系统会有界限分割，但彼此之间又有重叠，尤其是地下洞穴没有严格的区域划界。这样形成由很多个鼠兔家族群体组成的鼠兔社会群落结构，其群落结构社会内没有明显的统治者。但都要服从鼠兔哨兵的报警信号及食物短缺时采取的群体迁移行动。

鼠兔的生物属性

鼠兔不冬眠，属四季活动性动物，多数有储备食物的习惯。经两年的观测，笔者发现鼠兔的繁殖大致是5月中旬～8月（或延至9月），每年产仔1～2窝，寒冷而严酷环境下，每年两窝为主，每胎3～8仔，成活率不到60%。鼠兔妊娠期约23～24天，哺乳期21天。刚生仔鼠兔全身无毛，背部暗灰色，腹部肉红色，眼未睁，耳孔未开，而门齿已萌出，体重7.6～9.7克；生后第3天全身长出纤毛细软如丝，能翻身滚地；第5天毛色加深呈淡褐色，能爬动但站立不稳，体重已达12.71～18.73克；生后7～8天已开眼，耳孔微开，能站立走动，体重17.1～26.1克；10天后到处跑动。14天能啃吃嫩草，行动敏捷，体重28.4～40.65克；16天动作形态几乎与成年鼠兔一样，且与其母相互嬉戏打闹，此其间边吸奶边吃草，但以吃草为主；20天即可吃颗粒草料，这时仔鼠兔仍想吃奶，但母鼠兔拒绝喂奶，此时体重达39.6～60.5克；21～23天可离乳，按雌雄分离；30天后完全独立生活，体重63.0～74克；40天82～86克；50天前后雄鼠兔即性成熟，追逐雌鼠兔交配，体重为90～120克。需要说明的是每个不同地区鼠兔的基本体型特征有区别，但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差距。

鼠兔的生态特征

鼠兔可谓“草原上修筑地下工程的最佳设计师”，它在高原能挖出最大深度40—50厘米的洞穴，洞穴长度一般在60—200厘米左右，洞穴道系统错综复杂。洞口大致分为主洞口和好几个防天敌的洞口组成，一般一个鼠兔家庭拥有7-8个洞口，这方便它们在外活动时可以随时躲避天敌的捕*。鼠兔还善于给洞穴系统内做设计规划，内有专住的“卧室”，玩耍的“”活动室，还有打造专门的“育婴室”供幼崽生活。

为了在洞穴内不会发生迎面碰撞，专门有“回避室”。一般情况下，出洞的要给进洞的让路，这好像基于自身的风险意识有关，因为，从外面进来的往往存在躲避天敌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两个不同功能的储藏室，一种是存放干草作为“屋”内的垫料，一种是遇到雪灾时备用的“紧缺食物”。

观测发现，当鼠兔在秋季末或冬初储备大量干草时，冬季会出现雪灾，它所储备干草食物量会帮助它渡过难关。而且有些鼠兔如同天文学家一样，可以通过生物本能的经验估算出所储存的食用干草量与雪灾受影响的时间值。

鼠兔还是一种爱讲卫生的动物，它的洞穴通道旁留一些小槽沟当便池，保证起居空间的卫生；这些打造精致的洞穴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着独到的调控作为，所打的洞可以帮助翻新土壤，加快土壤的物质循环。还可以增加土壤通透性和加速水分的渗透性，从而提高土壤的固水能力和含水量。

青海海北州高寒草甸研究站的李文靖和张堰铭在研究鼠兔时发现，鼠兔栖息区域内表层10厘米的土壤中含有更多有机质和水分，甚至在50厘米深处的土壤仍然是湿润的，说明鼠兔的这些洞穴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能和对防止水土流失起到重要作用。同样，研究显示，高原鼠兔的洞穴是“天然如厕之所”，滋养了植物，为植物品种多样性提供了条件。被挖掘出洞口的土质及矿物质与鼠兔的粪便混合在一起，微生境造成干扰，可以引起鼠兔活动区域内植物多样性的增加和植被营养结构的生长。

以祁连野牛沟为例，鼠兔活动密集的夏季和秋季草场，其生物多样性也较集中，相反，冬春草场由于鼠兔活动的频率几乎小而生物多样性反而比较单一。观测发现有鼠兔活动的草场上牛羊待留的时间更长，牧草的质量也较好，牛羊更容易上膘。

国外的研究数据也显示，2003年，苏曼塔·巴哥奇（Sumanta Bagchi）等在《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鼠兔栖息的区域，植被种类比别处更多，而植被覆盖率仍然保持在基本相同的水平。这与鼠兔所采食的植被种类有很大的关系，它作为草原生态上关键性物种，[1]对草原植被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与观测计算，鼠兔一天吃62—76克的植物，50只鼠兔的食量与一只羊的食草量相等。每公顷上大约300只以上，即每只鼠兔占有30—100㎡。鼠兔在草原上吃什么植被，某种方面直接影响到人类对鼠兔的正确认识的关键所在。

鼠兔的食草特征

有些文章提到鼠兔是草原上的以禾本科、莎草科等各种牧草为食，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会给高原草场带来很大的灾难。还有些学术观点认为鼠兔在啃吃草根，与家畜争夺草场，或者它的活动导致了高山草地的退化。然而通过笔者的观察研究结合一些专门研究鼠兔捕食类型的学者观点，认为鼠兔在草原上的主要食物是以杂草、毒草类为主的双叶子植物，单叶子植物的食用量很少。

鼠兔喜欢在双叶子植物生长的区域内活动，且喜欢吃叶片，对植物的根没有破坏性。当某地毒、杂草比例增加时，鼠兔的繁殖率也增加。与此同时，观测发现，当优质牧草生长地带毒杂草的比重增加时，鼠兔将把优质牧草啃断而开辟旷阔的环境，但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由于毒杂草受到优质牧草和鼠兔啃吃的双重挤压，使得毒杂草无法正常吸收养分而退化枯死，进而鼠兔也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优质牧草因鼠兔的剪修而比以往长得更好。

这就是补偿效应，鼠兔啃食草叶反而会刺激植物生长。在鼠兔数量达到较高稠密度的区域里，青草早已被其他动物诸如牛羊等家畜吃光了。可是观测发现鼠兔偏爱吃草本叶状植物，而家畜某种方面更喜欢吃禾本科植物及嵩草，二者并不相互竞争。

鼠兔与比邻生物间和谐共处的模式

鼠兔作为草原上最友善的物种之一，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它所挖掘的洞穴本来是为自己躲避冷酷的气候和逃避食肉动物，却为诸如高原蜘蛛、蛞蝓、飞蛾、沙蜥蜴，草原黄蜂以及草原上的蜣螂（俗名屎壳郎）等提高居息的住所，为两栖类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成为大部分草原上小物种避风避雨的“公共服务站”。再加上，由于高原环境缺乏树木，鼠兔挖掘的洞穴为很多鸟类，尤其是雀形目的鸟类的居家地，有些干脆与鼠兔同住一窝公用居室。

比如，我们所知道的草原雪雀（བྲ་རྟ）借用鼠兔的洞穴繁衍后代，牧民们都说鼠兔是雪雀的坐骑和佣人，这听起来像童话传说中的梦幻世界。可确实时常在草原上会看到雪雀落在鼠兔的背上头抬的高高的，如同出城巡视的帝王。还有一种叫做褐背拟地鸦（ཏི་ཏི།）也经常光顾鼠兔的洞穴，并且大部分时间在鼠兔的领地内活动，是最乐意为鼠兔提供报警信号的鸟，尤其是它对猫这样的天敌是相当敏感。

在这儿你会看到，草原上的各种小鸟就像亲戚串门一样，到鼠兔的领地观光。诸如戴胜鸟（པུ་ཤུར།）会飞落到鼠兔的洞穴附近觅食；栖息在湿地环境中的一种当地牧民被称之为“楠喜觉党”（ན་བྱེའུ་གྱོ་ལྡིང་།）的鸟，实际上，它就是小云雀（ཅོ་ག）的种类，与鼠兔是草原上的领地邻居关系，有时会跑到鼠兔的领地内寻找食物。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鸟待留在湿地中，与鼠兔家族内被撵出去的那些流浪鼠兔生活在一起。

另外白腰草鷸（ཐིང་རིལ།）、燕子（ཁུག་རྟ།）白鹡鸰（འོ་བྱེའུ།）等其他不知名字的鸟类也喜欢到鼠兔的领地蹭热闹，而鼠兔则利用这些鸟类的叫声来探听天敌出没的时间距离。通过鸟的鸣叫声就可以判定天敌与它们的活动距离有多远。

鼠兔有自己独特的报警语言系统，哨兵面对着天敌的方向正确地发出刺耳的报警声，不同的声音含有辨别不同天敌的信号，如果是来自空中的天敌，那么。哨兵所发出的报警声更刺耳而短促，其他鼠兔针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是否躲避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每个鼠兔都要学会语言的辨别能力，以此来提高鼠兔家族的生存适应能力。

同时，报警声会成为刺激天敌大脑系统扑*鼠兔的动力。这一切看是非偶然性的一连串生物活动，其实表现出了生态生物链的自我原始本质功能的展现。在青藏高原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以鼠兔为中心的小型哺乳动物形成聚集活动的活跃环境，进而成为高原上所有食肉动物扑*的猎场，诸如狼、狐狸、熊、猎隼、鹰等动物都依赖鼠兔生存。

鼠兔和它的天敌

每当草原上太阳升起来时，你会发现草原上鼠兔们开始它们忙碌的一天，觅食、戏耍大闹追逐、晒晨光、竖立着张望四周。躲避天敌的袭击而慌乱奔跑，尔后又从洞口探出脑袋四周张望。鼠兔族群内几乎每天都发生被天敌袭击的不幸事件，可它们表现的如此乐观，过去几分钟内发生在兄弟姐妹身上的死亡事件，转眼从洞穴内躲避出来的鼠兔们，忘得一干二净。它们照旧戏耍，照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敌扑食鼠兔的场景惊心动魂，“超级*手”兔逊、猎隼香鼬、艾虎、沙狐等最具代表性的天敌在广袤的高山草甸草场上有目标的出场。而且香鼬、艾虎这两个被牧民称之为“草原上的孪生*手，”甚至还会进洞穴捕*，把洞穴通道内的鼠兔家族“一锅端”，堪称草原上动物界“入室抢劫*人”的典范。

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香鼬的数量分布与高原鼠兔的密度分布成正相关。在高原鼠兔的繁殖盛期，每只成年香鼬平均每天捕获鼠兔约6只；在高原鼠兔的非繁殖期，每只成体平均每天捕获鼠兔约3只。

沙狐的扑食量也相当惊人，而且它和香鼬专吃鼠兔为主，可以选择食物的情况下，必定会首先鼠兔。据相关资料显示，2014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研究人员采集了62个沙狐（藏狐）栖息地里面的个体粪便，分析得出，其中99%的沙狐（藏狐）粪便中含有高原鼠兔的DNA，97%的沙狐（藏狐）粪便中高原鼠兔的DNA为主要外物DNA，73%的沙狐（藏狐）粪便中，只有高原鼠兔这一种外物DNA，所以我们很确定，沙狐（藏狐）是高原鼠兔的专性捕食者。

它扑食鼠兔很有技巧和经验，只要它盯准鼠兔，就快速追击鼠兔赶进洞穴，将嘴巴迅速伸进鼠兔的洞穴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脱靶。这与沙狐那长长的嘴唇有关系，再加上，鼠兔喜欢逃进洞穴之后，它那好奇的心态总要回头出洞探望一下的习性真是沙狐的嘴唇伸进洞穴的距离相撞，接下来就不言而喻。当然，鵟鸟也不示弱，作为鹰类的代表物种，它喜欢待在鼠兔的洞穴口，静静地等待鼠兔的出现，它的耐心总是获得猎物，被称为草原上的“狙击手”。

因此，藏族先民们该它起了一个很是生态学的名字，叫奈尔莱阿格尔（ནེ་ལེ་ཨབ་སྒུག）意为“等待鼠兔的鵟鸟”。除此之外，还有猎隼这个在阿拉伯富贵眼中代表财富和身份象征的猛禽也不是等闲之辈，它从高空中通过视力锁定猎物活动的范围，并快速计算出扑*猎物所需要的时间，然后，俯冲而下将猎物逮住。它们的幼鸟更喜欢吃鼠兔，从而幼鸟的成长更具强劲的爆发力。观测结果表明，猎隼幼鸟起飞早的90%的食物来自于鼠兔，其他10%是鸟类。

草原上很多生态现象，已经不能用我们所掌握的那点科普知识来对付。棕熊的食物结构成分主要是高原鼠兔和草原旱獭为主，19世纪末，俄国探险家彼得·科慈落夫在研究棕熊时，他发现一头棕熊的胃内有25只鼠兔，可见鼠兔对棕熊也很重要。就如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在西藏观测棕熊时说，我曾看到棕熊耗费相当大的体力挖开鼠兔洞，换来一小口食物，从粪便来看，它们的主要食物是鼠兔、旱獭和蕨麻类植被。

过去，我们还认为狼是只吃大型草食动物，事实上，并非如此，狼——大部分时间在荒野上长途跋涉而四处寻找猎物，鼠兔正是狼在找不到大型猎物时渡过难关的补给品和最佳零食。在青藏高原，没有这些鼠兔，狼就无法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笔者在2017年12月份在天峻苏里乡发现一匹独狼，它在草原上扑食鼠兔，在半个小时内，它熟练地扑*到四只鼠兔。与此同时，在狼的粪便做检测分析显示，除了正常的食物结构成分外，鼠兔占有一定比例，此外还有少量不知名的植被或杂草成分，牧民们也印证狼有时候在吃草。

这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我在书本上学到的那点生物知识。紧接着发生了足够颠覆我三观的事情：2019年我在黑河源头九号公路附近，发现两队黑颈鹤在黑河岸边觅食，离我很近，我在那儿用望远镜观察了大约半个小时，突然一只黑颈鹤叼着一只鼠兔，开始撕吃。

后来在查看了一些资料后得知黑颈鹤喜欢食肉，尤其是冬季如此，但不是经常性的。随着对鼠兔追踪观测的深入，发现有时候草食动物也将鼠兔当作一种补品来吃。就拿藏羊与牦牛来说，它们有时也喜欢吃鼠兔肉，这个发现更让我感到困惑。当我告诉别人这个事实时都认为我在创作科幻小说。然而，有一些珍贵的视频资料可以佐证这个事实。

鼠兔作为青藏高原草原生态家庭中的一员，草原不能没有它，草原上的肉食动物更不能没有它，因为它是草原生物链最低端的基础性物种，更重要的是草原上大部分肉食动物最爱吃的最佳零食。如果说按物种在所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将把藏羚羊和雪豹说成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那么，鼠兔也算旗舰物种的候补类。

如果说草原是牧民和家畜的命根子，那么，上述的这组表告诉我们鼠兔是草原上所有肉食动物的“命根子”。

牧民对鼠兔的传统认知

牧民作为离鼠兔最近、关系最贴切的群体，他们对鼠兔的认识或许比相关专家学者更丰富些。

过去的牧民都认为大地是生命所延续的纽带，自始至终都追求和保留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他们认为鼠兔是草原的必然产物，正如藏族箴言所言“有鼠兔的地方土质草质好，有泉水的地方有灵气。”把鼠兔当作草原的医生，一旦草原上某处草场的健康出现退化问题时，鼠兔将会前去治理草场的疾病。经过鼠兔的一番治理之后，草场上草长的更好更旺更有营养价值。牧民们还知道，游牧人没有问世之前，鼠兔已经是草原上的主人。

据说过去的牧人搬迁转场到有鼠兔活动的草地时，就会向鼠兔请求赐予更好的牧草，好让鼠兔社会环境中人畜与它们睦邻友好的朝夕相处，大家相互尊重。因此，过去牧人的观念中没有鼠兔对草原危害的那一套说法。藏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很多描述鼠兔的精彩片段，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鼠兔与赛尔王这个大英雄人物之间的恩情关系，以及鼠兔与美女之间的怨恨报应关系。

其中记载到，格赛尔王小时候，被他的叔父—晁同赶出岭国的腹地。他和母亲流离失所到荒无人烟之地，在那儿母子两因饥饿难耐而吃鼠兔度日，最终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显然鼠兔不仅拯救了格赛尔王的生命，还造就了岭国未来的英雄。

同时，记载到，格赛尔王喜欢有个叫阿达拉姆的大美女，可美女有个癖好，喜欢*戮鼠兔。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喜欢灭鼠，她的一生中*死了很多鼠兔。所不幸的是美女最后堕入十八层地狱，在那儿成千上万个鼠兔的冤魂向美女展开恐惧的复仇。故事接着告诉我们格赛尔王从地狱中解救了美女，并与阎王爷承诺不再*戮生命。

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家喻户晓，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人对鼠兔的认识，成为青藏高原上牧民对保护生命的启发，即因果报应，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关系。构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思想基础，与当代生态学家所追求的理念相吻合。从而可以诠释青藏高原在万年的地质巨变与千年的文化塑造中，高原游牧文化与佛教教育顺着自然规律的方向发展。也因此，鼠兔在草原牧民的眼中是好邻居；牧区儿童眼中它们是富有智慧的小动物，也由此而使得整个环境没有受到大范围的破坏。

牧民传统生态理念被冲击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的牧民们在看待鼠兔问题时，界线很模糊，立场不稳定，因而我认为牧民的传统生态教育理念受到冲击，高原游牧文化的核心精神即“天地共存，万物共生”的精神被舍弃。转身将鼠兔看作草原的祸害，而且对鼠兔产生莫名其妙的憎恨。

因此与牧民探讨鼠兔出现在自家草场上的情况时，牧民们都会说破坏力度很大。然而，问他们鼠兔破坏的草场面积有多大？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有的说，以前在这儿被破坏，现在又不在了。又被问到以前破坏的地方长草了吗？回答，长了，而且还长的好。同样，是否对他们的收入有影响时？回答收入越来越好，似乎显示与鼠兔的破坏没有必然的关系。还有鼠兔啃吃草根的说法也存在矛盾，牧民们虽说鼠兔将啃吃的草根晒在洞穴周边，他们带我去看这些啃吃的草根。然而，晒在洞穴周边的草不是草根而是长出来的杂草类及少量的牧草，这些被鼠兔切割的杂草类也不是很多。

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先是政策层面的宣传，从而我们对生态保护理念及认识方面存在方向性误区；其后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强化，最后形成潜移默化地被动的认可。逐步形成灭鼠兔的格式化标准理念即“草场在退化—鼠兔增多—灭掉鼠兔—草场会恢复”。可从来不敢正视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的行为（盗猎、滥垦滥采、灭鼠、草场围栏等）干预和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原始规律，打破了错综复杂的生物链环，加剧了生物生长的不平衡性。

对鼠兔的误解不断加深

一些研究鼠兔的人喜欢到高原上数鼠兔的洞穴作为鼠兔犯罪的依据，认为只要在草原上有洞穴，就是鼠兔*，洞穴将会破坏草原上牧草的生长，进而将这些地方描述成千疮百孔的草原生态破坏假象。

其中一个最大的误区便是认为鼠兔是高原上导致黑土滩的罪魁祸首，普遍认为青藏高原上的黑土滩是鼠兔造成的。殊不知，高原上有些地方出现土地裸露与鼠兔并没有关系，很多没有鼠兔活动的地方草场退化仍然严重。而且被退化的“黑土滩”不完全是鼠兔造成的，是由于高原环境本身脆弱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性高原荒漠性冻土景观带，藏语称之为“堪芭滩”（简称堪芭景观带），只不过鼠兔喜欢在这种“堪芭”景观带活动而已。

我认为这方面学术界存在观察和研究上存在误解，需要重新从地理学角度考察定调。从某种方面讲鼠兔还是治理黑土滩的能手，鼠兔在黑土滩所挖掘的洞穴，在遇到雨季时，可以起到良好排水的作为；遇到旱季时，可以保护底层土壤的湿度，给土壤提供有机养分，从而土壤不会产生板结。

另外，草原上到处堆积小土丘而制造“黑土滩”式的草原退化是中华鼢鼠的杰作。观测发现鼠兔与中华鼢鼠是死对头，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有鼠兔活动的区域内不会有中华鼢鼠，这是因为鼠兔的洞穴是开放式的，中华鼢鼠的则封闭式的。中华鼢鼠打洞堆土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通过打洞堆积小土丘层，将生长有牧草的草场从土层内部结构及表层环境的双向性破坏下变成“黑土滩”。

尔后，它需要等待将这些“黑土滩”上长出它喜欢吃的蕨麻类植被（雪白委陵菜Potentilla nivea），正是这样的活动对鼠兔的食物链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其结果鼠兔出于保护领地，当某个区域内中华鼢鼠打洞堆土时，鼠兔将会破坏它的封闭式洞穴构造，而且不断*扰中华鼢鼠。一旦中华鼢鼠的封闭性洞穴遭到破坏，将会减少中华鼢鼠的推土堆积小土丘的行为活动。

因而，鼠兔对中华鼢鼠破坏草原方面起到了制约的特殊功效。观察进一步发现，一旦某个区域内原有的鼠兔活动非正常情况下终止或驱赶（灭鼠），可能导致该区域内原有的鼠兔洞穴坍塌或被中华鼢鼠占用，进而将整个地表层如同耕地一样翻起来。同样，当鼠兔出现在中华鼢鼠被翻起黑土的区域内时，中华鼢鼠就会减少它的推土活动，草场植被也开始恢复。所以，严格的生态学意义上说，它们的活动既不是造成黑土滩的原因，也不是结果，而是自然自我调控能力的需要。

前车之鉴

自然界的奥秘在于每个物种的天敌就是塑造该物种进化史的克星，即有天敌就有天友的真理。所以，当你想灭掉某个物种的时候，其实你也灭掉了你不想灭掉的物种。

中国最著名的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老先生在他的名著《这里的草原静悄悄》一书中给我们举例说，“18世纪的德国，有一种益鸟是专吃黑麦的害虫，一种鹰专吃该益鸟，聪明的德国人认为只要消灭了吃益鸟的鹰就会保护他们的黑麦，所以，消灭了鹰，益鸟大量繁殖。可没过多年，这些益鸟数量减少而几乎灭绝，无奈，德国人又把鹰请回来，这才明白了益鸟和鹰的真正关系”。

同样的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北美出现过，当时，在北美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草原，那儿生活着成群的北美野牛和草原犬鼠，有点像青藏高原上野牦牛和鼠兔的现状。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这片土地的开发，大量的家畜进入该区域内，畜牧业迅速发展需要草场。美国的畜牧专家和牧民们发现，草原上的草原犬鼠将草场到处挖的坑坑洼洼，或许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数过洞穴的数量，这成为给草原犬鼠定罪的证据，草原犬鼠成为偷窃草原的盗贼，危害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大肆灭*草原犬鼠，最后，几乎达到灭绝的地步。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服务局将曾经最为常见的黑尾草原犬鼠列入了国家濒危物种的候选名单。而在最终决定还未作出之前，有些州政府和联邦机构已经开始在国有土地上调控草原犬鼠的射*与毒*，使得种群得到了暂时的恢复。然而6年后，种群恢复工作再度受阻，黑尾草原犬鼠被从濒危物种候选名单中除去。除名的第二天，美国林务局就宣布在两个州的国有草地上进行大规模的草原犬鼠毒*。由于草原犬鼠种群的大幅缩水，专性以它为食的黑足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1986年野外只发现了18只黑足鼬，几乎要宣告灭绝。

如今在黑足鼬种群尚存的地区，草原犬鼠的灭*活动受到了限制，甚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重引入草原犬鼠。而穴兔的遭遇也类似，其种群在50年内减少了95%，也导致极度依赖它的捕猎者，包括伊比利亚猞猁和西班牙帝雕在内的珍稀动物数量下降。这些问题在约翰·L·霍兰德在《黑尾草原犬鼠》一书中写的最清楚，他说“草原犬鼠由于遭到人类大肆枪*，毒*，到了70年代，草原犬鼠深陷灭绝危机，缩减了98%。”但草原一年比一年糟糕，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不稳定。最终美国人又返回到草原最原有的自我真实状态，开始保护草原犬鼠，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将穴兔列入近危物种。由此可见，这些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实际上是在为之前的赶尽*绝埋单。

如果有人用澳大利亚的兔子作为生态危害的案例来反驳这些问题，我想说澳大利亚的兔子是生物入侵类物种，而鼠兔是原有土著物种类。科学研究表明，生物入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不可想象的。这显然与我们探讨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反思灭鼠行为

最早替高原鼠兔辩护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兔形目专家组主席安德鲁·史密斯，还有著名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乔治·夏勒，他甚至专门为高原鼠兔写了一本绘本《好鼠兔》。

同样，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生宋瑞玲认为，灭鼠行为却是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一直以来在三江源保护区致力于高原鼠兔的保护工作。经过国内外持续多年的研究，学界已经达成共识：“鼠兔并非草场退化的原因，而是结果的一种体现”，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知名学者解焱表示，应叫停大规模毒*野生动物，包括在自然区域大规模使用*虫剂、灭鼠药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在为这种动物正名，可时至今日，它们仍在被粗暴对待着，生态教育观中从来不提鼠兔的正面效应，也没有人告诉你有关鼠兔的真实情况。

每年在青藏高原有计划有组织的绞*鼠兔，有些地方灭鼠兔已经成为脱贫扶贫的重点类项目。① 可我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为什么非要把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一种生命物种的消灭说成是保护环境呢？难道说自然界一开始就以错误的方式在运作自然规律？就算假定大自然是错的，又为何仍然不能彻底消灭完这个不幸的物种呢？

鼠兔在高原上存在的历史正如上述讲到的那样，它具有上万年，难道说在漫长的地质史演化过程中，自从有了鼠兔这个物种的存在，就一直在破坏草原？还是从近几十年才开始破坏草原？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和思想拷问时，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为何缺失逻辑推理的一连串环节时，事情很清楚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狡辩。的确，笔者也清楚拯救鼠兔生存问题的唯一方式是便是向世人展示更多生态科学依据，而非同情和怜悯的呼唤。

从鼠兔到生态环保

大自然中生存的每一种动物都在演绎生命的传奇故事，每个生命的出现与消失都在改写着大自然运动的最美规则。鼠兔也作为大自然中诸多传奇生命之一，而且不是由于气候变化或基因突变而突发性增速的物种。

人类企图灭掉这种生命的传奇而指望出现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奇迹是不大可能。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如果灭掉鼠兔将会灭掉绝大多数食肉动物，鼠兔所活动的区域内大量的植被也会退化或枯死，进而波及到食草动物的生存问题。所以，在草原上开展灭鼠兔工作，我们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保护鼠兔我们不会输，尤其对于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如此。

要想从科学的角度保护青藏高原的草原生态系统，就要毫不含糊地去保护鼠兔这个青藏高原生态生物链中的基础物种。进而从研究和认知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定位整个青藏高原的生态发展理念。

过去企图避开鼠兔对草原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只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是草原生态保护机制的最大缺陷。更是脱离了未来国家公园所提倡的生态环境的真原性和修复性为主的保护原则。时至今日，青藏高原的鼠兔问题已经不是纠正科学观察的正确回归问题那么简单，恐怕可能引起众多利益集团门客们的恐慌和不安。

因为现有的大部分资料显示几乎所有研究鼠兔的学术性论文都认为鼠兔是草原退化的根本所在，而且大多数论文具有相互抄袭行为的痕迹，或许还有为了完成学术论文和套取科研资金故意误导的“学者”们，这些反复偷换命题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基础数据成为屠*鼠兔的唯一和最好的依据。

相反，少数具有货真价实的研究鼠兔的国内外学术论文被有意忽略或者置之不理。这个怪圈让我们看到，与其说我们具有生态眼光，还不如说我们更具自我为主的利益眼光。与其说我们在遵从国家生态战略政策，还不如说利用伪装的学术研究寻找各自的对策。

这次的观测点主要集中在祁连县野牛沟及央隆一带，这一带作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和青海省湿地公园的保护试点区，要想把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湿地公园建设的更完善，要想切实凸显建设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那么，必须在生态修复方面以保护鼠兔的生存环境为首要，才能取得比其他保护区更好的生态效益。

我们知道，尽管三江源国家公园在鼠兔问题方面可能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可它的前提仍然是将鼠兔定性为破坏草原的主要因子，或许这样的定位可以将该区域内的草长的更旺盛，但并不表明草更具营养价值，更不能表明生物多样性变得更好更稳定，自然界不会弄虚作假，这是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也许有人问，难道三江源国家公园不是公园吗？生物多样性不稳定的国家公园当然算国家公园。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它不改变对鼠兔的正确认识，它永远不会成为最好的国家公园。

众所周知，游牧民通过千年的游牧经验积累了保护我们草原生态环境的宝贵理念，同样，大自然将鼠兔作为均衡青藏高原草原生态系统，完善草原生态系统的最佳物种之一呈现给大地，它的存在对草原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注入生息。

或许我们这样说，鼠兔是草原生态系统中所有动植物最需要而必不可缺少的主角，没有主角其他物种再厉害又有怎样呢？况且，青藏高原建立国家公园是以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作为优先考虑的基本准测，要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赢得“三生共赢”的局面，那么，必须要稳定其生态环境内原始的基本因子，首先要稳定草原植被的良性循环，鼠兔可以帮我们打理草原植被系统的稳定性；其次要稳定草地生物多样性，因为鼠兔正是稳定生物多样性的核心源头。

所以，我们将生物灭鼠进一步提高到修复鼠兔生态生物链的基础上，这是最好的尊重自然的选择方式，也是最好的原生态绿色畜牧产品的保护方式之一。

在此之前，有人问我，你站在谁的角度说话，他想什么我很清楚，无非是将宗教与鼠兔纠缠在一起，其实我不会站在宗教的身后，只不过当保护鼠兔的观点与宗教保护生命的观点相吻合时，我不会回避的。况且站在草原灵魂的工程师—鼠兔的身后，向世人解释鼠兔是自然科学的安排，我们要遵守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们常谈到人和自然要和谐，现在是时候需要改变认知了，再不去做，我们的下一代会在生态意识方面会一败涂地。事实也证明，未来的生态环境必须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完整角度去考虑，去打造，去修复，去保护。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自然最真的结果，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捏造大自然的结果，并且当地居民的预期理念也渴望祁连山国家公园能吸收和采纳当今全球国家公园最好的理念及前沿性设计思路。

参 考 文 献（Refences）

[1]（美）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黄悦，译. . 第三级的馈赠（Tibet Wild）.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7

[2]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tey）.高环宇，译.生命简史.中新出版社，2018

[3]（英）达尔文著.周建人 叶笃庄 方宗熙，译. 物种起源.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7

[4]贝尔格（前苏联）.气候与生命. 商务出版，1991-6

[5]乔治 ·夏勒博士.好鼠兔.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6]嘎务.藏药晶镜本草.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8

[7]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刘书润解说草原生态与文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4

[8]卓史确.祁连县地名文化（内部资料）.青海辉煌图文广告公司，2019

[9]张行.古生物与古环境.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10]宫本三郎 大川德太郎.家畜有毒植物学.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3

[11]Nicholas Wade.侯新重，译.进化先锋-哺乳动物.长春出版社，2001-9

[12]侯向阳.中国草原科学.科学出版社，2013-10

[13]夏武平.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5

[14]格桑本 尕藏才旦.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9

[15]那仓·怒罗.我的童年.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2007-6（1）

[16]范长风.青藏牧场的毒药、围栏与生物多样性——雪域藏人与动物关系及生态行动的民族志研究.现代人类学，2014-3

[17]古岳.忧患江河源.民族出版社，2000-2（1）

[18]2008年全国草原检测报告（农业部）.发表于农民日报，2009-04-16

[19]张明华.我国的草原.商务出版社，1982-2

[20]姚培毅.青藏高原北部生物古地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6

[21]懂旭 张胜邦 张更权.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7

[22]祁连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94年12月，（祁连县畜牧业连续十四年获丰收）一文

[23]任建华.祁连县三河源头区生态环境及发展思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10年2月.Vol.31 No.1:26-29

[24]叶国辉 楚彬 周睿 张飞宇 华铣 花蕊 王婷 花立民.高原鼠兔干扰高寒草甸大型土壤动物类群的影响.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19-8（4）150—158

[25]张卫红 苗彦军 赵玉红 王向涛 徐雅梅 魏学红 孙磊.高原鼠兔对西藏邦杰塘高寒草甸的影响. 草原学报， 2018-1（1）115—122

[27]将志刚 夏武平.高原鼠兔食物资源利用的研究. 兽类学报， 1985-11（4）251—260

[28]王溪 刘季科 刘伟 纪兰菊.植物性小哺乳类营养生态学的研究：高原鼠兔的食物选择模式与食物质量. 兽类学报， 1992-3（3）：183—192

[29]康宇捆 张德罡 缑晶毅 王海芳 杨莹博 苏军虎.甘南草原高原鼠兔食性及季节性变化.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2019-4（2）132—138

[30]侯阁 詹天宇 刘苗.高原鼠兔洞口密度与植被物种和土壤性质的关系：以申扎为例.草原学报， 2019-4（4）1084—1093

[31]田福 程云湘 周国利 马青青 申波 曲久 常生华.高原鼠兔洞穴密度与高寒草甸植被群落结构以及土壤因子的关系.草原学报，2019-4（4）1094—1104

[32]许华磊 王溪 刘伟.放牧条件下高原鼠兔扰动对高寒草甸植被群落特征的影响.兽类学报，2019（5）537—545

[33]祁延顺.黑河源头—祁连县生态环境现状与建设对策.青海农林科技（调查报告）,2000（3）

[34]米玛旺堆.植被盖度和土地利用对高原鼠兔觅食与警戒行为的影响.兽类学报，2019（1）69—76

[35]杜嘉星 孙义 向波 陈建军 秦彧 侯秀敏 于红妍 宜树华.发基于BIOMOD的黄河源区高原鼠兔潜在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草原学报， 2019（4）1074—1083

[36]李希来 黄葆宁.青海黑土滩草地成因及治理途径.中国草地，1995（4）64—67

[37]张灵菲 卫万荣 石高宇 张伟国.高寒草甸植被群落结构对高原鼠兔种群密度的影响.草原学报，2019-3（3）93—100

[38]张瑞 许华磊 刘伟.高原鼠兔种群恢复过程中的洞穴分布动态.兽医学，2018（1）46—55

[39]刘文玲 马育军 吴艺楠 李小雁.青海湖流域高原鼠兔扰动对土壤养分及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2）254—260

[40]焦秀洁 谭春桃 李涛 李旭霞 曲家鹏.飞机播撒*鼠剂对高原鼠兔的防治效果.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8-10（5）488—490

[41]张少华.利用“新贝奥”生物灭鼠摊触草原鼠害试验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草原站（122400）

[42]第一手田野调查报告及采访记录（调查时间三年即2018—2020年）

[43]范长风.青藏牧场的毒药、围栏与生物多样性危机— 雪域藏人与动物关系及生态行动的民族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

①关键物种的概念由动物学家佩恩(Paine, 1969)提出，后经其他学者的发展形成现在的概念：对维系生态群落的结构具有无可替代作用的物种，它的存在影响生态系统中其他许多物种的存在，并决定多种动植物的类型和数量。

作者：卓史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