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中央宣布对在押的战犯施行第二次特赦，两次特赦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然而就在这两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有一个人却比较特殊。他就是沈醉。因为沈醉是这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一个军统要员。

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军战犯的改造中，其中一部分人属于思想转变比较快的，如杜聿明、王耀武等等，他们是属于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但也有一部分改造起来格外困难的，比如黄维等人，而且在这部分特别难改造的战犯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就是原国民党当局出身军统的特务。如周养浩、徐远举、郭旭、康泽等等。

以上这些出身军统特务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除了康泽是在1965年获得特赦，剩下的大多数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时才获得的特赦，甚至于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至死也没有改造完全。

被特赦的原军统少将段克文，被特赦后辗转到了美国，专门写了一本书，说自己在功德林时曾遭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等，据说文强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破口大骂。

文强当年在功德林时，也曾拒绝写悔过书，还说他曾经担任过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是他表哥，朱德是他上级，*是他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他部下，刘少奇家离他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教好，应该是他们写悔过书，他不写。

文强特赦后，*还专程到医院探望生病的他，还埋怨过他为什么不肯写悔过书。

这帮原军统、中统的国民党军将领之所以难以改造，一方面原因在于手上确实是血债累累，另外一方面，同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无关系。所以沈醉能够在第二批获得特赦，在这群人当中确实属于特例了。

沈醉

沈醉是1932年经姐夫娱余乐醒介绍加入复兴社的，而复兴社后来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分裂为三个派别，即贺衷寒的政训系、康泽的别动总队，戴笠的特务处。

1938年，国民党当局将复兴社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任副局长，而沈醉当时服务于新成立的军统局，并受到了戴笠的格外青睐而得以扶摇直上，在军统局中，沈醉素来以年龄小，资历老而著称。

沈醉在军统局的时候，经手所办的事情，都是属于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

有一段时间为了方便执行秘密任务，他在上海是曾以侦缉队队长的名义活动，曾亲眼见证侦缉队底层的黑暗。那时社会上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地痞流氓，都是有着自己的门派的，而他们之所以敢光明正大的作恶，就是因为背后有侦缉队的支持。

当然双方本来就是属于相互利用，他们利用侦缉队包庇来犯罪，而侦缉队利用他们来获取消息。

有一次，军统大佬唐纵到上海站视察工作，刚下火车，钱包就丢了，唐纵急的差点哭出来，因为包里的钱丢了还只是小事，关键是包里还有一本特别要命的日记，如果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

唐纵

唐纵这个民国年间的“日记达人”，在他的日记本中记载了很多国民党内见不得光的秘闻，其中还有不少是有关蒋介石的，如果要是被人知道是从他这里泄露出去的，十个唐纵也保不住。

唐纵自己当然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思来想去，只好找沈醉这个地头蛇解决，沈醉通过侦缉队的线索，很快就与上海一个小偷头子取得了联系，经证实是此人的手下动的手。事情办得很漂亮，没两天的功夫，钱包就原封不动地送回来了。

结果唐纵自己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偏要见一见这个能够无声无息地偷走他钱包的人，这个上海的小偷头子一听吓坏了，还以为他们要下手*人，“噗通”一下就给沈醉跪下了，这么一来，沈醉也心软了，后来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

事实上也能看出，沈醉所经手的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内部最见不得光的脏事儿，但这些事儿也不全都是*人放火，基本上都是和各方的利益有关。

沈醉后来被俘被关在功德林时，偶然与庞镜塘聊天时谈到了一件事，那是抗战胜利后，他的老上司郑介民的妻子柯淑芳突然找到沈醉，说家里老人病故了，要求沈醉出一艘船将老人棺椁运往南京安葬，沈醉那时手中正掌握着十几条船运送军统在重庆的货物，一听是老上司的要求，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结果半路上偏偏出了意外，所有的船都没事，只有搭载着老人棺椁的船沉在半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