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

柯淑芳火急火燎地来找沈醉，要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棺材捞上来，但只有一个要求，不准动棺材里的东西，沈醉心里还很奇怪，谁没事儿会动棺材里的东西，结果捞上来以后，沈醉只撇了一眼就赶紧命人把棺木钉上了。

原来棺材里面放着的东西居然是烟土，在那个年代，烟土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一种货物，可见国民党当局走私贩卖，已经达到了多么嚣张的地步。

庞镜塘还问沈醉为什么不举报，沈醉摇了摇头，他也并不蠢，郑介民是他的老上级，况且是国民党当局高层，就算是拉满一艘船烟土，怕是也没人敢管，沈醉自觉自己人微言轻，又怎么会去干涉这件事。

沈醉自己身在这个大染缸里，又怎会不被染上颜色呢。

不过，据沈醉后来自己回忆称，在云南时，他奉令与调处保密局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与保密局西南监察室主任周养浩（《红岩》中沈养斋的原型）之间的矛盾，曾亲眼目睹徐远举刑审江姐，曾制止过徐远举一些残暴的暴行。

应该算作是他人性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戴笠

随着戴笠飞机失事后，沈醉在军统中也遭到了冷遇，后来被毛人凤派到了云南监视卢汉，1949年8月，随着全国解放的形势一片好转，沈醉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求他除掉卢汉身边的反对蒋介石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沈醉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卢汉与中共方面已经有秘密往来，他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决定拖延不办，还暗中帮助杨杰脱身。

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怒，亲自乘坐飞机从台湾赶来，监督沈醉下手，原本趁着两人饮酒间隙，沈醉打算除掉毛人凤，可事到临头，沈醉却又后悔了。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并控制了沈醉，他在被控制期间并配合卢汉逮捕了在云南的军统特务，其中包括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西南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与军统经理处处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郭旭。

不过有意思的是，沈醉明明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在起义成功之后，卢汉却将沈醉当做被俘人员，关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中。

据部分资料记载，卢汉在起义之前，软禁了从台湾来当时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本来当时中央的考虑是，利用张群来换回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然而卢汉却出于义气，擅自释放了张群，导致了中央这一计划的失败。

卢汉

卢汉很有可能考虑到，中央会因为此事责怪他，所以选择将扣下的沈醉交给人民解放军。

沈醉被俘之初，内心确实是感到惶恐不安，特别是自己作为军统特务，将来中共未必不会清算自己的罪行，所以对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很排斥。

然而沈醉自己也没想到，在所有被关押的军统特务中，他与康泽是属于思想转变最快的两个人。

康泽是复兴社创始人，还是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在功德林可以说是独一份，大概也是因为这重身份，他比沈醉要晚特赦几年，但进步的速度相比于徐远举、周养浩无疑要快很多了。

沈醉之所以思想转变快，得益于我党政策的宽大，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入功德林时，他曾见到杜聿明躺在一个石膏模具里面，还以为是监狱方面的惩处，故意去折磨他，后来他才从杜聿明的口中了解到，这是管理所为治疗杜聿明因脊椎结核病造成的脊椎变形而特意制作的。

事后沈醉才知道，杜聿明在进入功德林时，一个人就患有四种结核病，基本上已经是病入膏肓，而且杜聿明最初被俘到功德林时，也心存死志，打算来一个“慢性自*”，但没有想到的是，功德林管理所的人不仅没有不管不顾，反而竭尽全力的为他治疗身上的疾病，不仅从香港买回来价格昂贵的特效药，还每天给他送来鲜牛奶补充营养。

右一 沈醉

不仅如此，管理所还安排他们这些人到重庆以及全国各地参观，亲眼见证祖国的成就，沈醉看着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产生了很深的触动。自此以后，沈醉不再排斥思想改造，甚至还主动提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可即便是这样努力，1959年12月，中央宣布第一批特赦名单时，沈醉并不在其中。

当时在功德林管理所的战犯，有很多人想不通，沈醉也一度为之气恼，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却还是得不到认可呢，在杜聿明的鼓励下，沈醉沉下心来，开始回忆自己过去的行为，确实某些方面做的不够，他认为像杜聿明、宋希濂这些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上，都有各自突出的表现，他应该向这些人学习。

从第一批特赦这一天后，沈醉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获得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