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oel Gunter and Vikas Pandey

BBC News

上世纪初，沃尔德玛·莫迪凯·哈夫金在法国巴黎和印度地区工作，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支霍乱和鼠疫疫苗。后来，一场大规模的意外中毒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沃尔德玛·哈夫金 图片来源：维康信托基金会

1894年春天，沃尔德玛·哈夫金前往印度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注：Kolkata/旧名：Calcutta，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地区调查霍乱情况。由于春天是这座城市的霍乱高发季节，因此哈夫金对此事满怀希望。

在去年三月，他带着他认为是针对这种疾病的疫苗抵达印度，但一整年他都在试图努力验证他的发明。在他抵达印度的那一刻起，哈夫金就遭到了一些英国医疗机构和印度公众的怀疑和抵制。他不是医生而是动物学家，并且他是一名在敖德萨（注：Odessa，乌克兰南部城市）接受过培训，在巴黎学习过技能的俄罗斯犹太人，因此很容易受到当时国际上林立的细菌学派别质疑。

哈夫金抵达印度时年仅33岁，却已经在为测试疫苗实用性方面的工作苦苦挣扎。他的第一轮研究需要两次注射2剂疫苗，间隔1周，但他的团队有时很难找到需接种第2剂的受试者。尽管霍乱在印度传播范围很广，但要受到足够的关注并非易事。根据哈夫金自己的记录，他那年在印度北部为大约23,000人接种了疫苗，“但他们中间没有出现霍乱，因此无法表明疫苗是否具有效果。”

直到1894年3月，哈夫金的好运降临。他被加尔各答的医务人员邀请到那里，以帮助在该市郊区一个贫民窟的水箱中鉴定霍乱杆菌。这些村庄由聚集在池塘或水箱周围的泥屋组成，是该市穷人居住的地方。住在这些贫民窟里的家庭集体饮用公共水源，导致他们容易遭受霍乱周期性暴发的影响。

1894年3月，哈夫金对加尔各答的村民进行免疫接种 图片来源：维康信托基金会

对哈夫金来说，这贫民窟是他新疫苗的理想试验场。每个家庭的人都生活在同样暴露于霍乱风险的条件下。如果他能给一部分家庭中的人接种疫苗，而对另一部分不进行免疫接种，基于足够多的参与者，他最终可能会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就在3月底，Kathal Bagan*的贫民窟有两人死于霍乱，这意味着新一轮霍乱的暴发。哈夫金前往该贫民窟，给大约200名居民中的116人注射了疫苗。随后，他的小组观察到了10例病例，其中7人死亡——都是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中出现。

*孟加拉国达卡的市区，原文为Kattal Bagan，应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这些结果令人鼓舞，足以使加尔各答卫生官员决定资助更广泛的试验，但说服人们接种疫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政府多年来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医疗计划在民众中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对许多人来说，疫苗的概念仍然是陌生的。

哈夫金的解决方案是与一个由印度医生和助手组成的团队合作，而不是与英国的Chowdry博士、Ghose博士、Chatterjee博士和Dutt博士等人合作。在疫苗领域，他有了一个新的锦囊妙计:公开给自己注射，以证明他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安全的。

霍乱很容易在村庄中传播，就像这张摄于19世纪90年代的加尔各答的照片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史和医学史的主席普拉蒂克·查克拉巴蒂教授（Pratik Chakrabarti，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故事都忽略了一点：在经历了最初的抵制之后，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排队购买哈夫金的霍乱疫苗，即便是要排一整天。

“他（哈夫金）会花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在贫民窟里和印度医生一起工作。他会在人们早上上班前开始接种疫苗，并在人们晚上回到贫民窟后坐在一盏油灯旁继续接种。”

哈夫金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工作使他跻身于杰出的科学家之列，他们率先让人们在理解和治疗疾病的方式上进行了深刻和全球性的转变。但与之前的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年5月17日—1823年1月26日，英国医生、医学家、科学家，被誉为免疫学之父）和之后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主要以发现和制造出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不同，哈夫金的名字从未真正进入公众的脑海，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欧洲。

查克拉巴蒂教授说:“哈夫金是第一个把这种实验医学带到印度这样热带国家的人。他是巴黎的一位科学家，后来来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他的故事真的很戏剧性。”

1884年，当哈夫金从敖德萨大学(University of Odessa)的动物学专业毕业时，他的“回报”是被禁止在那里担任教授，因为他是犹太人。早在五年前，他就在大屠*中陷入了政治困境。当时，作为一个地方防卫联盟的成员，他曾努力阻止俄罗斯军校学员摧毁一个犹太人的住所。哈夫金被殴打和逮捕，但最终被释放。

1888年，哈夫金离开祖国，在日内瓦找到了一份短暂的教学工作，然后去了巴黎，在当时世界领先的细菌学研究中心路易斯·巴斯德研究所（此处指法国巴斯德研究院，于1888年11月14日，经由国际募款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帮助路易斯·巴斯德进行扩大防狂犬疫苗的接种、传染病的研究与相关知识的宣导）担任助理图书管理员一职。在从图书馆出来的空闲时间里，哈夫金要么演奏小提琴，要么在细菌学实验室做实验。

在巴斯德和詹纳工作的基础上，哈夫金发现，将霍乱杆菌通过豚鼠的腹膜腔传代39次，可以产生出一种加强的，或是“高级”的霍乱培养物，然后可以通过加热使其减弱。先注射减毒菌株，然后再注射高级菌株，似乎可以使豚鼠对致命的疾病产生免疫力。

在那之前，像霍乱这样的疾病一直被认为是瘴气的代名词——它们在恶劣的空气中传播——并且用Chakrabarti教授所说的“广谱疗法”来对付它们。(“你把一个人放在浴缸里蒸到半死，或者到处喷洒石炭酸。”)但是哈夫金和其他人的工作给疾病管理提供了一个焦点——一种可以培养和减毒的病毒或细菌，可以在人体内被精确地作为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