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的一位母亲带着一个患病的孩子 图片来源：维康信托基金会

据文件显示，也许最重要的是打开53N瓶的助手将镊子掉在了地上，在使用镊子取下瓶塞之前，没有对镊子进行适当的消毒。

辛普森总结说，哈夫金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待遇”。在他的信发表后，其他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在给《泰晤士报》的四封严厉信件中称英国人“无视科学”，并警告说，除非推翻对哈夫金的指控，否则印度政府将犯有“对最大恩人严重的忘恩负义之罪”。

罗斯还发出了另一个今天仍能引起共鸣的警告——如果这个指控被允许成立，即53N瓶在实验室中受到了污染，这将威胁到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那么这时每周至少有5万人死于鼠疫。

1907年11月，在辛普森和罗斯的竞选活动中向英国议会提出此事后，哈夫金最终被宣告无罪。哈夫金获准返回印度工作，他很高兴地回到了加尔各答生物实验室，担任主任。但他的救赎并不完整——他被禁止进行任何试验，只能从事理论研究。他在给罗斯的一封绝望的信中说道:“对马尔科瓦尔事件中的所有不公正的惩罚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演讲中，我都要对那个事件负责，这一点被人反复提及。”

接下来的7年可谓是哈夫金的休假期。在他一生中发表的30篇论文中，只有1篇发表于1907年至1914年之间。他短暂地回到了对霍乱的研究之中，并对开发一种新的“灭活”疫苗产生了兴趣——这种方法后来被广泛使用——他多次向印度政府申请进行试验但被拒绝。1914年，55岁的哈夫金从印度文职部门退休，离开了印度。马尔科瓦尔事件的灾难已经在他身上打上了不可磨灭地烙印，这给他造成的伤害是永久性的。

“马尔科瓦尔事件预示着他的结局，” 普拉蒂克·查克拉巴蒂说，“这玷污了他的遗留产业。他沮丧地离开了印度，并且他不再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已经被历史遗忘了。”

巴巴拉·霍古德说，“哈夫金应该更广为人知”。“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细菌学家。”

在1897年至1925年之间，从孟买寄出了2600万剂哈夫金的抗鼠疫疫苗。对疫苗有效性的测试显示，死亡率降低了50%至85%。但霍古德说，他挽救的生命“无法用数字衡量”。“这个数字太大了。”

哈夫金回到法国，把他的晚年奉献给他的信仰，变得越来越传统，并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为促进东欧的犹太人教育奠定了基础。他从未结过婚，在瑞士洛桑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印度细菌学家HI Jhala写道，他是一个“博学、孤独、英俊、沉默寡言的男人，仍然是个单身汉”。

哈夫金于1930年在洛桑去世，享年70岁。犹太电报局发布的一份简短讣告指出，他的鼠疫疫苗已“在印度各地被采用”，他的实验室“向多个热带国家分发了数千剂疫苗”。通告还引用了英国伟大的细菌学家、消毒外科的先驱李斯特勋爵（Joseph Lister，1827～191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及推广者）的话，他简单地称哈夫金为“人类的救星”。

哈夫金最初研发鼠疫疫苗的两间实验室现在是孟买KEM医院的一部分。在哈夫金取得突破100的多年后，这家医院正在领导印度抗击另一种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

钱德拉坎特·拉哈里亚（Chandrakant Lahariya）说:“KEM一直站在抗击Covid-19的最前线，这是对他的一种敬意。”20世纪初，他激励了许多科学家从事疫苗研究，但不知何故，他的贡献被遗忘了。我们不该忘记，哈夫金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实验室和一个非常小的团队中研制出了一种可行的疫苗。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夫金的名字确实很突出。1925年，也就是他去世前5年，他的一些支持者游说印度政府将帕雷尔实验室更名为“哈夫金研究所”。政府同意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当哈夫金收到通知他研究所更名的信件后，他给当时的实验室主任Mackie中校和他的团队写了回信，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年在马尔科瓦尔事件阴影下的痛苦。

哈夫金写道:“我非常感谢Mackie中校给帕雷尔实验室起的名字。”

“在孟买的工作占据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不言而喻。我祝愿研究所作为代表国家卫生组织一个活跃的工作中心繁荣昌盛，并向全体员工送上祝福。”

后续：本文来源于 BBC News（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55050012），为本人闲暇之余翻译所为。有人说，翻译就像戴着镣铐舞蹈，加上鄙人能力有限，若有翻译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