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韩新青年成员合影 图据受访者

③被怀疑“在搞*”

进入乡村，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据梁少雄观察，近两三年来成员招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从小生长于城市的年轻人在增加。

2020年以前的5年，报名参与的多为各高校支农类社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乡村，有掌握农业技能建设家乡的期待和愿景。近年来，更多城市青年表现出了对乡村的好奇和热情。

梁少雄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加大了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有更多城市青年萌发了投身乡村的意愿。虽然相较于10年前，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包括来自农村的，大都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

在采访的过程里，梁少雄反复提起，进入乡村不代表奉献和悲情，只是年轻人的一种人生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选择确实面临着比留在城市更大的压力和困难。

收入，是这种困难最直接的表征之一。2015年到2020年，蒲韩新青年公社主要依靠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等公益项目的经费支持，虽然团队成员只有寥寥数人，但分到每个人手上，这点钱十分有限。

2015年来到下寺村进行学习，随后加入蒲韩新青年公社的胡雅超还记得，在学员期的时候他没有工资收入，转正以后月薪也只有1800元左右，相比起过去在大城市里每个月至少5000-6000元的收入，落差悬殊。

来到下寺村之前，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胡雅超在北京某政府部门做没编制的合同工，老家村子里的朋友同学会在他朋友圈中的照片下感慨，“跟我们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直到投身乡村，朋友圈里的照片从繁华的北京变成村庄以后，来自爱人、亲戚、朋友和父母无数的质疑向他涌来，“以前过得还挺好的，你为什么非要跑到村子里面去，大家觉得你要么在搞*，要么有毛病，脑子有问题。”

陈天宇老家的空心化十分严重，随处可见大片的空地和闲置破漏的空屋，在来到下寺村，开始学习农业种植的知识以后，他想过结束学习以后回自己老家去。

试着探过家里人口风以后，陈天宇才发现老家的外公外婆并不理解他投身农村的决定，“如果以现在这样的状态回到农村，他们心会放不下，他们会担心外孙以后怎么办？”

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的胡雅超，对于这些质疑和不理解持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自从妻子也来到村子里和他一起生活，胡雅超最大的压力源不复存在，再遇到有人问他到底在农村做什么，胡雅超已经习惯了用调侃和自嘲先将一军——“我在搞*”。

↑胡雅超在发酵床养猪场工作 图据受访者

④谋生之道

经营性项目取得进展，成员数量增加

回到乡村前，胡雅超正苦于自己留在北京的生活难以持续。考了驾照以后，他才知道要在北京买车需要缴纳5年的社保才能参加摇号，至于在北京买房，对他来说更是“不敢想的事”。

2015年，村里想找个年轻人报名青年人才培养项目，胡雅超的父亲知道儿子不想留在北京，就把他叫回了山西老家。

在2020年以前，胡雅超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低收入的客观困境让他想回到城市进入“正轨”，又留恋在乡村里闲适自由的生活状态。妻子的到来是一个转折点，让他下决心留下的深层次原因，是胡雅超看到了在下寺村持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早在2016年前后，蒲韩新青年公社就在针对经营性项目做出探索，引入了发酵床养猪、生态种植等技术，也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实验。除此之外，农副产品的加工、包装、物流和销售渠道，梁少雄和胡雅超也有过相应的了解和交流。

2020年，游学等诸多公益项目陷入停摆，资金危机被推到台前，整个团队不得不把活动重心收缩回村子里，开始积极探索经营性项目，寻找维持运转的方法。梁少雄和胡雅超很快着手组织农户用有机方式栽种大黄杏、甜柿子、桃子等经济作物，开发了杏脯、花椒酱、香椿酱、压饼等产品进行销售。

探索这条路的过程并不容易，胡雅超还记得，他们和农户进行有机合作生产之初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单说服农户这第一步就很困难。

以柿子为例，一亩地按常规栽种法，最少会产3000斤，但生态栽种法可能只有1500斤或者是2000斤，产量下降，就代表他们要开给农户更高的价格，“比如普通柿子要5块钱一斤的话，你最少要给别人7块钱，他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为了建立信任，胡雅超和农户签下合同，保证农户的单价、产量、总产收入，并许诺承担因为生态栽种法可能造成的绝产风险。那时候，胡雅超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我们抗风险能力太低了，这个生意一亏，大家工资都发不出来。”

最终，胡雅超和蒲韩新青年公社团队兑现了给农户的承诺，让参与他们合作项目的农户比其他人多赚了接近30%，这一点在村子里形成的示范效应，是无法以收益来简单计算的。熬过艰难的初期以后，愿意和他们合作的农户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只有1户，到现在的7户。

目前来看，他们这场求变的结果还不错。经营性项目取得进展后，蒲韩新青年公社成员数量大幅增加，从个位数迈向十几个人，与此同时，大家的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月薪从不到2000元涨到接近4000元，年底还能视经营情况进行分红。

↑蒲韩新青年合作农户 图据受访者

⑤留子村里“没脸面”

村里年轻人等着“去外面”的机会

下寺村村支*秦军民也成了蒲韩新青年的合作农户之一，今年他打算把一块地拿出来种生态甜柿，对于蒲韩新青年的经营性项目，秦军民的评价很积极。在秦军民口中，这群年轻人除了给下寺村带来创收的路径，对于村庄的社群文化氛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下寺村常住人口约100户左右，据秦军民介绍，村里的年轻人外流非常明显，“现在村里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常见。”蒲韩新青年公社的团队成员，以及每年来这里学习的大学生们，是村里大多数时候仅剩的年轻力量，从组织节日里的文艺活动，到日常帮村民做农活、教老人们用手机，“很多事情，他们都能帮上忙。”

最近3年，下寺村的空心化出现了暂时性的“回暖”，许多在外务工、上学的年轻人由于流动受限，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等原因，短暂回到村里生活。年轻人的回归，为下寺村带来一些活力，他们中有人想留下，更多人依然在等待着“去外面”的机会。

今年，村里多出了一个快递点，是一对回村的年轻夫妻开的。疫情之前，这对夫妻一直在外面工作，打过工，也创业开过饭店。

快递点的收益并不多，丈夫回来以后跟着父亲在周边做建筑的活，店面主要交给妻子打点，和梁少雄闲聊的时候，这对小夫妻构想过留在村庄里的未来，攒些钱然后承包土地搞农业，“不再出去了”。

至于其他在外务工又因为疫情返乡的年轻人，则很少和蒲韩新青年公社的成员们有接触，梁少雄回忆了下与自己搭过话的几个年轻人，都没有明确表达过留在农村的意愿——他们只是不断在附近找活干，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

最近，陈天宇在和同期的学员一起走访村民，了解村庄的文化和故事，计划为下寺村谱写一首村歌。走访的过程里，陈天宇和村里几位考到外地上学的大学生有了接触，这些大学生没有一个表示愿意留在农村里，他们的长辈也都不希望他们留在身边，“最起码得到永济市去找事干。”

“他们就觉得留在农村是一件‘没脸面’的事。”

↑下寺村唯一的主干道 图据受访者

⑥迎来送往

到来和离开“在于个人的选择”

距离下寺村17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曾经在蒲韩新青年公社学习过的王雪山，正在计划回到城市。2019年，结束第15期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的培训后，王雪山前往福建一家企业工作，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第4期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

王雪山负责的项目有民俗和乡村游学，在疫情冲击之下，民宿营收下滑，游学也难以开展，他和同事们不断寻找新的业务，最后将目光放回到农村的基础产业上，开始在当地开展稻鸭共作等生态农业项目。

王雪山说自己当初选择乡村，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也知道这个选择有它的意义，能够满足他当下的生存需求。而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究其根本，无非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相对另类，“你不能要求你身边的家人亲戚，都能够理解、支持你，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有时候难免会妥协，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谈到什么时候正式和乡村生活告别，王雪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只是模糊地说，“随时都有可能。”

对于这种告别，胡雅超已经习惯了。在蒲韩新青年公社，成员的离开也时有发生，在今年因为业务扩大而招揽的新成员到来前，胡雅超负责的经营性项目，最困难时只剩下他和另一个伙伴。“很多已经做过乡建的人，因为家庭原因，或者因为谈恋爱走掉，不是他不想做，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允许他目前去做这样一个事。”

乡村生活的好处和坏处都显而易见，关键只在于个人的选择。王雪山看到的是收入的天花板，以及无法忽视的社会压力；胡雅超则更关注生活的质量，以及乡村振兴下未来可能的前景。

胡雅超算过一笔账，村子里一两百平方米的小院，一年的租金在500-800元左右不等，加上水电以及加装空调等等费用，按20年租期算，平摊下来每年居住的成本在3000-40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