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法理学本身是什么？

法学是以法这一现象及其规律做研究对象，那么，具体到各个分支学科，例如，民法学研究是民事法律现象，提炼总结出来的是民事法律领域的基本规律。但是，法理学总结的是所有法学学科所共同具有的、共性的基本规律。法理学研究出来的东西可以适用于所有法学分支学科，但是，民法学的研究成果能适用于刑法学吗？一般是不行的，对吧？

所以法理学可以向下兼容，但是，民法、刑法这些应用学科不能向上兼容，也很难横向兼容。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般每年考研的论述题都很确定，绝对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相关的内容。甚至考研政治里面也会考很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框架就是《考试分析》中列举的九条：1、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理论。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理论。4、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理论。5、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6、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8、良法善治理论。9、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理论。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时候，要尤其注意两个内容。一个文件，一个会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国法制发展历史的里程碑，就是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法学成了炽手可热的学科，这是对我们整个法学界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然后再一个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就是一个会议、一个文件。

然后，法的本质和特征。这是传统法理学已经论述了好多年的，非常非常简单、稳定的框架了。

首先是，法具有规范性、普遍性。规范性很简单，法律直接目的就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规制。普遍性也很好理解，就是不可以有特殊。“普遍”对应的是“特殊”。但是它跟“平等”其实还是有区别。普遍性更强调什么呢？普遍适用。是资格问题，就是不能说这一个法条出来对你管用，对我不管用。而平等是指什么呢？是实践过程中处理问题的一种偏向。比如说这一个法条，虽然在资格上承认对你我都有用，但是执法、司法人员处理起来的时候，就是同案不同判，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适用标准。一种是资格问题，另一种是资格之后的法律实践尺度把握问题。

然后，法具有国家意志性、权威性，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学到法律的定义，但是法律本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定义是什么？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对吧？那么，他一定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威。法律不是温文尔雅的道德说教，法律是以国家意志和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可以剥夺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硬性规则。所以同时法也具有国家强制性，并且由于法律的力量过于强大，必须要通过正当程序来对法律实践进行约束，才能使这部钢铁机器不至于失控，所以同时法也具有程序性。

最后法还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法律最基本的调整方式就是划分权利与义务，通过调整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来规范社会生活。然后法的本质。对法的本质的描述，以及学界的不同学说观点的沿革，其实跟前面法学流派的沿革，是大致可以有一种对应关系的。神意论是起源于注释法学派。因为那个时候宗教的思想实际上还是很浓厚的。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这些基本上是被历代法学家奉为先哲圣人。他们就是我们法学的圣人，我们法学的孔孟老庄。听听他们这些名字，这种明显就是从泥土和故纸堆里面才能找出来的名字，一听就是年代久远的时期了。托马斯·阿奎纳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授”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虽然没有摆脱神学对法学的束缚，“君权神授”思想也与后世近现代法学思想相悖，但是他首次将理性和“自然法则”作为论证基础，为自然法学派以理性为基础构建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这时候法学依旧是神学之下的分支。黑暗的中世纪时，法的本质就是神的意志，文艺复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摆脱神学的这种影响。最早的一批大学在建校时，法学院和神学院都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学院。

然后就是“理性论”。对应的是自然法学派。洛克、西塞罗、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格劳秀斯、斯宾诺莎，这都是法学界鼎鼎有名的大师。格劳秀斯是国际法之父。霍布斯最著名的著作《利维坦》，他甚至已经不仅是法学的先哲，就是同时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奠基人，同时是政治学的先哲。总之，他们那会儿就是集多种学科成就加于一身，而且那时候学科划分也没有那么细致，基本上都统一在哲学范畴里面。命令说就是霍布斯提出的，刚才提到他的经典的著作叫《利维坦》，他把国家形容成一个来自中世纪地狱的大恶魔。但是他反而非常支持国家的强力，所以说霍布斯是一个很特殊的人。那个时候国家大部分都是君主制的，他支持君主享有绝对的主权，然后利用这种绝对的主权打造一个像恶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是他同时也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他认为君主的主权必须经过人民的认可，但是人民一旦认可了君主的权力，君主在行政过程中就要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那个时候人民需要君主用绝对的权威与力量去对抗神权。需要对抗枢机主教，对抗罗马教廷，对抗神权的盘剥。他实际上是把君主推上了一个被人民聘任的强大保护者的位置，所以说他提出命令说你们就可以理解了。

然后是民族精神论。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冯·萨维尼。萨维尼和提出社会控制论的庞德很容易记混淆。这两个了解一下就好。不是特别重要。还有其他的卢梭的公意论、黑格尔的自由意志等等。但是这里面都会有些人是交叉的。比如卢梭首先是理性论的代表人物，因为理性论是自然法学派的核心基础理论。卢梭肯定是首先承认理性论，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更为细致的个人理论。但是在理论位阶上肯定是低于理性论的。

然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学本质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的第一层次的性质是国家意志。而这个国家意志不简简单单是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将自己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就说明这两个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国家意志内核还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为主，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国家意志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与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家的根本利益，一定是剥削工人阶级，这是资本家阶级生存的根本。所以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矛盾是绝不可能调和的。无产阶级一定是要想方设法对抗剥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强调要阶级斗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可能融合，只有互相对抗。而国家的组织形态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如果任由这种阶级意志进行对抗，那就无法为国家发展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说国家意志一定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主，因为他们占优势，而且统治阶级的意志不仅是统治阶级内部各党派、集团的意志简单相加，而是整个阶级的共同意志，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集团如果与这个共同意志对抗，也会遭到镇压。但是国家意志也不仅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在统治阶级将自己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中，也一定包含了对被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妥协。然后，法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当然也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

但是经济基础对法性质的影响是在第二个层次，而不像其他上层建筑一样，直接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其实这是一个三环逻辑。就是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的是统治阶级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经济发生变革以后，促进了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然后是打碎国家机器进行重建。这些时候都还没涉及到法律，一定是国家机器重建了以后，新的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浓缩提炼，并调和新的阶级意志矛盾，产生新的国家意志，这一系列的变革才进入法律领域。所以这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本质上是相符的，但是并不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而是多出了阶级意志和国家意志这一环过程。

别小看这一环。革命以后马上就有符合本阶级意志的成熟法律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浩浩荡荡的法国大革命，前后持续100年，最后才有法国这一整套成熟的这个民法法系，但是法国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却早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律有着与其他上层建筑没有的特殊性，法律是最成熟、最精密、最发达的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相对其他上层建筑的建设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与缓冲期。咱们在这儿红口白牙说上这么两句，就多一个逻辑环的问题，但在历史的实践中因为这多出的淬炼意志这一环，中间间隔上百年的历史都有可能。所以法，第一层次的本质首先国家意志，这也是决定性的，然后第二层次也受经济基础和各种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

这里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法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和定义，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阶级的对立会消失，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也会消亡，世界上只存在一些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那么，阶级意义上的国家组织形式都消亡了，那阶级上的法也就没有了。当然，到底还会不会有法呢？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如果我们只将法律定义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话，那法就没有了，但是我需不需要规则呢？应当还是需要规则的，因为还有他后面还有一句，只存留有少数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那既然还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组织的工作就应当有规则约束，所以公共事务性质的法还是应该存在的。所以这就应该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者去研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