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5年12月，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表示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

当然这次汉字改革运动因为时局动荡、守旧势力反对等多因素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

尽管“废除汉字”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理喻”，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

——因为近代中国的识字率实在太低。

根据中国史教授罗友枝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的统计，“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而女性只占2%-10%”。

平均一下，清朝的识字率应该有16%到27%。那我们就算整数20%。

而民国时期，由于各地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很多地区的人口识字率都远低于这一比例。

但面对如此低的识字率，想要启发民智谈何容易！

民智不开，中国如何发展？

“字非罪而天下罪之”的窘况其实折射了当时文化界急于有所突破而处处寻不得终南捷径的愤懑和无奈。

自从清末被英国人的舰船大炮炸开国门，也炸碎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自信。

人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都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民不智，则国不兴。“废除汉字”也是当时矫枉过正之举！

但我们如今再去看这一举措，不免被惊出一身冷汗：

当时的人们由于历史局限性，一味地否定民族文化，学习西方文化。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遭遇侵略只是亡国之危，而文化衰微才是亡种之虞。

后者远比前者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

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两种危机同时存在！

没有了汉字，我们就没有了来路，更没有了前途！

就像法国作家都德在小说《最后一课》中，借韩麦尔老师之口所表述的：

“只要牢牢记住你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就永远不会被征服！”

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始终沿革有序，其传承发展的历史从来未曾中断。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作用无可替代。

我们却差一点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文化血脉！

我们差一点就会像韩国一样，读不懂自己的史书，弄不懂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据说韩国立春对联是为了纪念明朝崇祯皇帝，但他们弃了汉字，如今读懂的人很少了

而钱玄同提出的汉字“辨认书写，极不容易”的情况的确存在，尤其繁体汉字笔画多，对初学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鲁迅也指出：若是让学生把“薑（姜）”、“鸞（鸾）”要不偏不倚地写在方格里，那么至少要花一年的功夫来训练，这无非是极其浪费精力的。

所以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

并在1935年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为文字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