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郑振铎的小说《猫》，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了“我”三次养猫的经历。

第一只猫和第二只猫活泼可爱，深受“我”和家人的喜爱，只可惜一只病死，一只失踪，让“我”和家人徒增伤感。第三只猫丑陋懒散，不受重视，但因芙蓉鸟事件让“我”对它心怀愧疚，以致于在这只猫死后，“我”内心的难过较前两只更甚。

历来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多集中于对“爱护生命，关爱动物”，抑或是“消除偏见，平等对待一切”的探讨上。但只要细读文本中潜藏的信息，分析人物异于常态的表现，就能窥见到隐藏于文字背后的恐怖信息——三只猫的悲剧根源于人性中无意识的“恶”。

《猫》一文表面上看似在写猫，实则是借猫来突显“我”和家人在养猫过程中的所思、所感，题目虽为“猫”，主人公却是人。

第一只小猫美丽、活泼、可爱，为“我”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地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

但好景不长，小猫染上莫名的疾病，不仅日渐消瘦，而且全无平日里的好动、活泼，“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为了逗弄它，特意买了铜铃系在它脖子上，但清脆的铜铃声也未能唤回小猫平日的活力，终有一天，小猫去世了。

对于小猫的死，身为主人的“我”反应极为克制——“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一缕”即一丝，一点点，如蜻蜓点水般不着痕迹。曾经为“我”带来快乐，成为“我”生活重要一部分的小猫，不过是“我”工作之余的一个小小点缀。在这个“点缀”消失后，“我”不仅没有太过感伤，反而对三妹说：“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可见，这只小猫没有读者以为的那样重要，不论是在家庭地位中，还是在饲养它的人心里，它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生活调味品”。

那么，它曾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文中写道，在这只小猫初来乍到时，三妹常常逗它，三妹常常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而“我”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欢愉。在它生病之后，“我”和三妹想到的不是带它看医生，或是悉心照料它，期待它的康复，而是继续逗弄它。

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绫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地躺着。

对于“我”和三妹而言，小猫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我们”带来快乐，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当小猫深感不适，三妹依然强行逼着小猫按照以往的行为模式为她带去快乐，小猫最后的死亡除了自身疾病的缘故外，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得到良好、及时的治疗，而阻碍这一切的不是主人的“忽视”，而是潜藏在人性深处、不易察觉的自私。

休谟认为，人性中深藏着“某种程度的自私”，“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

“自私”隐藏在人的一言一行中，往往因为“太过平常”又“很正常”而被忽略。在第一只小猫死后，仅隔了几天，“我”便“拿”来了第二只猫，而这只更活泼、更有趣、更招人喜爱的小猫的结局，再次印证了人性之私的可怕。

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地查问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