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对齐景公的谏言：“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晏婴正是从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傲慢的行为中敏锐地察觉到了隐藏在看似坚如磐石的统治背后所蕴藏的风险和危机，这种风险和危机不是外部的武力威胁而是内部的礼法伦常，当“君不是君、臣不是臣，君臣无义、长率失伦，”这个国家也就离毁灭不远了。正是基于此，晏婴才下定了除掉三位勇士的决心，他要将伦常失序的苗头扼*在摇篮里，而这也正是齐景公所关心的。

用两颗桃子*死三位勇士，这听起来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却在历史上真实上演，其原因就在于晏婴充分挖掘并利用了复杂的人性。

赏赐三位勇士却只给两颗桃子，数量上的不对等势必造成分配的不均，再加上赏赐者并未制定受赏的标准，这无疑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此时的桃子已不单单是水果，而是功劳和荣誉的象征，代表着国君对受赏者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认可和褒奖。

三位勇士中最早站出来的是公孙接，“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见公孙接对于自己的功劳毫不遮拦。

见公孙接率先出手，田开疆自然也不遑多让。“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见田开疆对自己的功劳也颇为自信。

最后发难的是古冶子，见两颗桃子顷刻间已被瓜分完毕，自视甚高的古冶子自然是满心不服。“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可见古冶子为了争取这份赏赐不惜拔剑和其他两位勇士相对。

这种情况正是晏婴和齐景公想看到的，三位勇士心中的争强好胜之气和喷薄欲出的怒火使得“二桃*三士”的计谋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此三人心中的一个“争”字。“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处理得好，“争”会变为激励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处理得不好，“争”会变成恶魔吞噬那些贪心不足之人的灵魂。事物是辩证的，很多时候“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

如果只停留在三人为两只桃子相互争抢的阶段，晏婴的这条计谋还只是一条普通的计谋，称不上奇谋妙计。其之所以能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奇谋妙计还在于晏婴进一步揭示了人性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耻”。

人人皆有羞耻之心，“辱,莫大于不耻”说的是生而为人的底线；“知耻近乎勇”说的是羞耻之后的自省。

公孙接和田开疆在看到三人争二桃的局面后幡然醒悟，羞耻感由然而生，这种羞耻是对之前争名夺利行为的惭愧，也是对自己贪得无厌、争强好胜的自责。于是二人“皆反其桃，挈领而死”，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实现了自省、洗刷了罪责和耻辱，体现了“知耻而后勇”的品质。

古冶子见二人因自己而死，自然也不会选择苟活，所谓“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于是古冶子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至此，之前还受名利牵绊而居功自傲的三位勇士因为两只桃子而被勾起了埋在心底的羞耻之心，最后纷纷挈领而死也算是在心灵上的一种醒悟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