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袁枚喜翻覆宋人旧说，曾言：“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在没来历。”所谓“没来历”，是指杜甫、韩愈的创作，于修辞一道，重师心而多造语。
清中期文学家、思想家方东树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杜公以六经和《史》《汉》作用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韩公家法亦同此，而文体为多，气格段落章法，较杜为露圭角，然造语去陈言，独立千古。
但相较而言，杜甫为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特重营构主观意象；韩愈追慕逸响，作文“惟陈言之务去”，故其造语更显峥嵘。
韩愈一向秉持“惟古于词必己出”的创作态度，观念上既不愿蹈袭前人，其造语自然滔滔汩汩。西方文坛可与之比肩并驾的作家，大概就只有莎士比亚了。
韩愈造语，不仅数量庞大，且因想象奇崛、意涵深远、用语精当、音调铿锵而为后人赏爱、沿用。其中，不少便转为时闻于唇齿、常见于笔端的成语。
以韩愈《进学解》为例，其中成语流传后世的不下二十，如“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牛溲马勃”等。
此外，后世还从这篇文章中提炼出一批成语——“提要钩玄”，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焚膏继晷”，出“焚膏油以继晷”；“力挽狂澜”，出“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闳中肆外”，出“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号寒啼饥”，出“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
《进学解》全文不过千余言，贡献于后世的成语，丰盛如是！纵览古今文章，可谓空前而绝后。
韩愈之所以能自出机杼、造语瑰异，与他作文奉《史记》为圭臬颇有干系。柳宗元曾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韩愈推重柳宗元，将其视为同道。考其原因，也与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有关。
司马迁撰述《史记》，楷模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诸人。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强调，文章要震古烁今，作者须为“倜傥非常之人”。同时，此“非常之人”还需“意有所郁结”，借著述“以舒其愤”。如此，方能“通古今之变”，推陈出新成“一家之言”。
纵观韩愈一生行事，确可以“倜傥非常之人”称之。他儿时遭丧乱、流离颠沛，后又蹉跎科举、蹭蹬官场，数次因敢言直谏而谪迁。不过，“毒雾瘴氛”并未毁伤其天真，一身浩然之气缘“盲风怪雨”而氤氲汇聚。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气”，与其说是道德气节，不如说指涉的是作家的情感力量。
坎壈的人生，直率的性格，让韩愈内心时时充满激越的情感。因此，韩愈为文，同于太史公，皆“发愤所为作也”。“发愤”作为韩愈重要的创作机制，常令其人的造语内蕴丰沛的情绪，故能以其热烈恳切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读者情不自禁、反复体味，多方运用韩愈的这些造语。久而久之，造语也就演化成了成语。
西汉扬雄曾评价司马迁，“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六朝刘勰以“爱奇反经”总结《史记》的著述思想。韩愈既然师法《史记》，又曾言己“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则其造语的心理动因恐怕同样根源于“爱奇”。因此，虽然号称“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但“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的创作态度，使其造语往往显露出有悖儒家经义的色彩。
例如，“跋前疐后”一词本出自《诗·豳风·狼跋》中的“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毛诗小序认为：“《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郑玄笺注“狼跋”一句，指“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可见，在经学家眼中，“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虽是形容处境的危困，但此句重点在于展现周公“不失其圣”“不失其猛”的德行。
然而，经过韩愈的重构，“跋前疐后”一语更多具有讥贬的含义，用以呈现“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的窘迫尴尬。可想而知，当人们接受了韩愈这一造语的情感意味，再反观《狼跋》，追思周公形象，必然是另有一番滋味涌溢心头。
虽然在陈寅恪看来，韩愈模仿《史记》所作的小说《毛颖传》并不成功，但韩愈运“传奇”之思以“自铸伟词”，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比如，“轩然大波”和“一落千丈”，状写景物，如在目前；“蝇营狗苛”和“蚍蜉撼树”，刻画形象，栩栩如生；至于“口若悬河”和“朝发夕至”，语涉夸张，好似民间说书；而“问道于盲”和“落井下石”，言简意赅，宛然微型故事。
与韩愈提倡的先秦两汉散体文相比，六朝骈文在句式、辞藻、声律等方面有更多的限制，但其创作精神相当自由。梁简文帝萧纲在给其子的书信中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放荡”就是强调创作上不受拘检。全面考察韩愈的诗文，“放荡”可谓其创作的一种底色。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那就是“闳其中而肆其外”。为文既然“放荡”，笔端自多“新变”。韩愈造语频传的原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同六朝相比，有唐一代的造语之势已不可同日而语。六朝之所以造语迭出，一方面源于精神上的不羁，另一方面也与骈体写作思维有关。
汉语成语，以四字者居多。考察其构词法则，实与结撰骈体一致，即都讲求对偶。对偶之外，流传后世的成语还需炼字精审、选声谐律，即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这也是一篇成功骈文理应具备的修辞特征。
考察韩愈的造语，尤其是那些后转为成语的造语，其在修辞上往往与骈文暗通消息。例如，以“俯首”对“帖耳”，以“垂头”对“丧气”，臣服与颓唐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活；以“铺张”对“扬厉”，以“深居”对“简出”，进取与退隐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以“驾轻车”对“就熟路”，览观即生事事顺畅之感；以“弱之肉”对“强之食”，读之顿觉社会哲理。
毋庸讳言，因为刻意好奇、不循常格，韩愈的造语有流于险怪生僻之处。但其人近搜远绍、旁征博引，加以取精用宏、融会贯通，凭一己之力奉献于汉语成语，宏富如斯，罕有其匹。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李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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