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主张“以神为本”。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政治家伯利克里主张“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实这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当然古希腊的以人为本并未延续下来，后来西方再度“以神为本”。

公元前七世纪，齐国管仲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管子》一书中记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至此，这一思想传承至今，当然古代文献中表述更多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与以人为本意思一样。

鲜为人知的是，与古希腊“莫名其妙”的就从“以神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不同，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并非突兀的出现，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有着相对完整的演变证据链，由此可以也看到周朝难怪会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了。

孔子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实这就是“以神为本”。但孔子不太清楚的是，商朝以神为本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渐衰落。

商朝武丁时期，中国整体上还处于以神为本的阶段。比如甲骨文揭示，武丁时期的人祭规模特别大，至少有万余人作为“人牲”祭祀神灵，处理“人牲”的手段极为残酷。

但到纣王时期，甲骨文与考古揭示的人祭，其实已经大幅度减少，甲骨文中鲜有纣王使用人祭的记载。尚*载，武王伐纣时宣布纣王四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纣王不敬苍天、不敬神明、懈怠祭祀。甲骨文、殷墟考古与尚*载可以互相印证，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至于纣王减少人祭原因，大概源于武乙时期，史载“武乙射天”，如今一种分析认为商朝存在王权与神权之争，从武乙到纣王，王权一直压制了神权，当然究竟如何还在探索之中。

尽管存在很多未解之谜，但可以看到商朝“以神为本”逐渐开始崩塌，到商朝末期时，不再随便使用“人牲”祭祀神灵，已经在慢慢转向“以人为本”。

与商朝以鬼神维护统治不同，周朝建立之后，一边禁毁人祭，导致后人根本不知道商朝人祭情况，一边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主张天帝不会特别亲近谁，只有实行“德”才能得到天帝认可，其实这开始重视人的本身。需要注意的是，惟德是辅影响直至今天，后人将之演化为“天下有德者居之”，今天中国也强调道德。

如果看不到商朝以神为本的残酷与式微，就很难理解周朝为何提出“惟德是辅”。正是因为商末以神为本的式微，以及以人为本思想的出现，于是周人才会提出“惟德是辅”，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结果。当然，周人对灭商的合法性解释，以及周人自身文化等，也是“惟德是辅”出现的推动因素。

但在3000年前，想要彻底走向理性，彻底摆脱鬼神影响，也肯定不现实，周人实际是“敬鬼神而远之”，有点类似“神归神、人归人，互不干扰”之意，是敬鬼神而远之下的惟德是辅。但不管怎么说，“惟德是辅”登上历史舞台后，真正打开了以人为本的窗户。

在此之后，诸多史料都强调人的重要性。诗经中说“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尚*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最终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并非轻易就能达成，至今还有一些国家以神为本。上述可知中国从神本演化出人本，过程艰辛而漫长，最终在春秋时期正式提出“以人为本”。令人费解的是，不知道古希腊有何社会巨变，似乎轻而易举的就抛弃了神灵、出现了人本思想。

其次，儒家其他功过暂且不谈，但在推广人本德治、压制神权方面，确实有功于中华文明。比如孔子对始作俑者都大加挞伐，更别提拿活人祭祀或殉葬等了，这一思想显然利于万民。总体而言，儒家是“以人为本”或“民为邦本”传承的护道者，这一功劳不容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