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欧阳花得知记者的调查后，故意打扮后主动约古国歌喝咖啡；还大晚上浑身湿透地跑去古国歌家要求借地方洗澡，她种种奇怪的举动，显然不是一个“怕报道泄露隐私”能说通的。

那答案只有一个：她不是担心人家知道她遇到的案子，而是担心调查后把她的另一面揭露出来。

欧阳花的形象，象征的就是和杨胜利截然不同的新时代部分人的价值观。

以杨胜利为代表的旧道德，在某个时间里突然坍塌了，这种坍塌反映在杨红旗身上，是一种近乎念经似的“做好事就该被表扬”，却不知道为何要做好事。

而在欧阳花的身上，则衍生出了另一种“实用”的道德观念：过得体面，有钱，比做好事更值得尊敬，只要表面上靓丽光鲜，私底下你怎么折腾都行，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能人”、“闻人”的传说，这些人大多干着半黑不白的生意，共同特点是能不择手段地搞钱，能跟黑白两道的人搞关系。

他们有把工人当奴隶一样使唤的黑煤窑老板，有能带着全村一起造假货的小店主，有能承包公立医院把以前的伙伴变成自己手下打工仔的某地“医疗代表”。跟这些人一比，今天的996、山寨产品都显得那么良心。

有些产业崩塌比较彻底的地方，甚至干脆直接吹起了黑老大，什么哈尔滨的乔四，沈阳的刘涌，开一百辆豪车接自己出狱的天津刘凤学。

另一些在电梯里做俯卧撑，却以为是自己能力的大佬，则藏起了并不体面的发家史，在假谦虚真吹牛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扎心的是，按照电影里的展现，新时代这样的人是多数，从几个配角就可见一斑。

比如村干部一听说古国歌到来，他就以为是宣传自己村“致富改造”的，赶紧穿上西装，开着崭新的车在村口接人，拉着记者大吃一顿，时刻不忘宣传自己这里家家户户盖上了新楼。

结果一听说古国歌是来找杨胜利的，村干部就显得兴致不高了，还专门提到：“我们这儿其他人都致富了，就杨胜利一家还比较困难”，语气中带着几分嫌弃和厌恶。

在杨胜利的葬礼上，村干部诡秘的一笑，也是一个极有寓意的镜头。

当古国歌问他为什么要笑，干部先是不承认，在再三追问下，他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老杨走了，以后没有痛苦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和牵挂他了。

这段言不由衷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村民不需要再看到他们不喜欢杨胜利，这是肉体和个体意义上的“杨胜利”死亡了。

而如果我们把村干部同样看作新时代的某种价值观的象征，那这段话就有了第二层意思：

古国歌问村干部“是不是党员”时，他爽快地说“是”。

说明这些干部都和杨胜利有一样的身份，都源于同一个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承认杨胜利和“杨胜利”背后的某种理想。

但到了新的时代，这种理想变得和时代格格不入，成了希望融入新时代的村干部们的枷锁和负担。

当负担彻底消失，他们或许嘴上会缅怀几句，送几个花圈，但他们潜意识的反应肯定是高兴的，因为继续跟着杨胜利，的确不太轻松。

还有古国歌的主编，他在两个时代都走在前沿。

杨胜利掏出的旧报纸上，满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标语，这张报纸不仅见证了杨胜利当年的辉煌，也让拍下这张头版头图的主编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