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听说古国歌认识当年给他拍照片的记者，赶紧问古国歌他过得好不好，古国歌连忙告诉他：“他现在很好，他已经是我们的主编了”。

可这个“很好”的主编，在拿到古国歌对杨红旗的稿子后，唯一的反应就是觉得这个新闻写得好，也许能拿一个大奖，对于古国歌产生的困惑和迷茫，他一点也不理解。

在参加杨胜利葬礼回程的车上，主编还掏出了一本《四书五经》读了起来。

这个当年宣传劳模、宣传革命语录的人，已经变成了反复催古国歌赶紧造个大新闻去拿奖的市侩之徒。

这两类人价值观上的激烈碰撞，才是真正让古国歌迷茫的问题。

古国歌刚辞职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同事搞不懂，他的主编也搞不懂，其实观众刚开始也搞不懂。

从我们的视角看，古国歌弄清了事情的真相，给了杨红旗一个迟到的表扬，谁在说谎谁是诚实的都明确了，有什么好困惑的呢？

但你把古国歌当成中国精神的象征，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古国歌是报社的记者，撰写稿子，文章千古事。在故事里，古国歌也一直都是双方观点的聆听者、记录者和讲述者。在电影开头，他似乎还能很好地兼容“既要向钱看和享受”、“又要尊重革命精神”两种观念。

他有个装修得非常舒适的家，喜欢去满是老外和精致装修的酒吧和同事小聚；在看到杨胜利过得不好时，他也会发自内心地为这个当年的劳动模范抱不平。

但当他越深入细究这两种价值观后，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来越让他割裂。

这种困惑和矛盾，在当时或许是少数人才有的，但在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因为2004年电影上映的时候，经济的高速增长之下，大家都忙着挣钱享受，许多问题也变得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导演也没有在电影里批判某一方的价值观，只是如实展现了两种观念的冲突和矛盾。

但是现在大家回看，慢慢就发现了两种价值观各自的优劣之处。

的确，有了钱之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穿都变好了，但似乎大家却越来越不快乐了。

究其本质，是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必须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时代，劳动本身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

但在新时代，大家都是老板的打工仔了，物质条件是能满足了，但打工人似乎越来越不被人尊重了，老板习惯性地对你呼来喝去，凌晨几点一个微信打过来让你加班是家常便饭，年会上闹出种种侮辱人格的恶俗游戏，甚至在入门培训的时候就搞出种种折辱人的服从性测试。

以至于大家都调侃，劳动挣来的不是工资，是我的精神损失费。

大家开始越来越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劳动被彻底异化之后，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简单来说就是非公有制条件下，加班无非是给老板创造剩余价值，那当然给我机会，我就要摸鱼。

谈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活着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哪儿有功夫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一点看，被老板剥削的打工人未必比杨胜利幸福。

在新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要走向何方？才是古国歌心中思考的真正问题。

在迷茫中，古国歌辞职了，来到了北京，这个代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

在他的想象里，杨胜利所代表的那种旧时代的精神，就像杨红旗发的那个短信说的一样，“生命出现了奇迹”，不仅在这个时代活了下来，还坚定地逆着人潮前进。

而杨红旗也没有了那种夹在两种观念中的困惑，整个人显得淡定从容，在看到古国歌后微微一笑，继续和父亲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