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阳

据《明史·鞑靼传》,此役上皇仍在军中,郭登亦重施故技,预备夺驾,为也先所发觉,悄然而去。史家以为“郭登之于上皇,力夺则可,为虏所诱,以迎驾为导虏则不可”。当时以于谦为主,惩于南宋之失,认为唯有打胜仗,上皇始得生还。因为也先战既不能胜,则唯有求和,既然求和,则生还上皇为也先必须履行的条件；如果中朝主动求和,则也先多方需索,和议一定不成,徒费时日而已。

因此,孟森《明代史》中,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凡勇于却虏者,即忠于返上皇者!”相对地,以“拒君为非”者,纵或本心无他,却是未明事理,为一种很危险的想法,不是由迎驾导虏,使胡骑复临京畿,就是像南宋那样,二帝不返,死于五国城中。

此是景泰元年正月间的事,到了二月间,有件大快人心之举——喜宁被诛。这又是袁彬的一件大功,他跟上皇商量,跟也先去说,预备派人到京师去索礼物；这是也先最爱听的话,欣然同意,于是上皇建议派喜宁赍书赴京,另外又派了一名“总旗”跟随前往。“总旗”是武官的官名,职位甚低,相当于如今的排长,他姓高单名(上斌下金)；《明史纪事本末》则作“军士高磐”,《纲目三编》据实录编纂,应作高(上斌下金)为是。

到临动身之前,上皇作了一通密书,由袁彬转交高(上斌下金),“俾报宣府,设计擒宁”。

景泰元年二月,“喜宁伏诛”,《明史·景帝纪》中特大书一笔,可见此人的生死,关乎英宗的祸福。伏诛的经过,说法不一,《纲目三编》记:

先是,喜宁教导诱也先扰边,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及总旗高 等,还京索礼物,而命袁彬以密书付(上斌下金),俾报宣府,设计擒宁。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岭,令(上斌下金)绐宁至其地,伏尽起,直前抱持之,遂擒宁送京师,群臣杂治磔于市。

《明史纪事本末》所记较简,而人、地、事、时不同:

彬与上皇谋,遣宁传命入京,令军士高磐与俱。密书系磐髀间,令至宣府,与总兵等官计擒之。既至宣府,参将杨俊出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纵兵遂缚宁送京,诛之。

比较异同,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随行的人与宣府守将合力诱捕；第二,送京师正法。以前者而论,何以不能在中途击*,而必诱之于宣府动手?这大概因为随喜宁同行的,还有许多瓦剌兵,受命者独力难支之故。至于《纲目三编》系此事于景泰元年六月,或指“杂治”定谳,伏诛之日而言,就擒则在二月间,决定不错。

喜宁被诛,对也先来说,是一极大的损失,因为瓦剌兵恃勇而外,对于进取的方略及敌情的侦察,都靠喜宁,此时失其谋主,战益难胜。而中朝叠挫也先之余,并有大举出塞之议,《明史纪事本末》记:

都督杨俊请大举出塞,大同、宣府列营坚守为正兵；独石、偏头乘间设伏为奇兵；悉发京营与诸镇兵出塞,逐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谦曰:“报仇雪耻,臣等职也,顾兴兵举事,系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万一我军出塞,贼以偏师缀我,而别遣部落间道乘虚入寇,是自撤藩篱,非万全计,臣愚未见其可。”上从谦议。

于谦不主张轻举妄动,亦不愿徇从也先的要求,由中朝遣使议和,一味坚守,不来则已,来则迎头痛击。这样逼得也先非自动求和不可。这是于谦料透了敌情,获得景帝全力支持的基本政策。持之甚坚,终于收效,首先使得瓦剌内部起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