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贵辰

我有两个语文老师，一个是陈江台，一个是袁学骏。

我们上高中时是两年制，第一年，是惯常的那种教学方法，陈江台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老师。

第二年，学校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打乱原先的班级设置，分成了“文艺通讯班”、“农机班”、“财会班”等几个课题不同类型的班。我们这届高中，原本有两个班，一个是十班，一个是十一班，现在，两个班的学生混合，就像打扑克的洗牌一样，分门别类，形成了不同课题的班组。这种改革方式，我已经在另一文中写过了，不再重复。

这个时候，袁学骏成为我们“文艺通讯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还有一个音乐老师叫王永祥，是与袁老师做搭档的副班主任。袁学骏老师是晋州市大石家庄村人，王永祥老师是晋州市南白滩村人。

我们“文艺通讯班”的课堂在自北往南数的第二排，一条甬路西侧的第一个房间。对着这个房间的甬路东侧，是一片空地。

袁学骏老师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一个班委会。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说你是我们班委会的成员了，你负责出操喊操。他说：“你准备一个喊操的笛子。”接着他说，“你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荣誉感，对班级参与领导的成就感。”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重点培养。

其实在组建“文艺通讯班”之前，我就知道袁老师是学校的一个大诗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正在创作一个组诗《瓦方台之歌》，这组诗挂在他的办公室西墙上，袁老师用钢笔誊写的字迹很清秀。瓦方台是一个地名，是灵寿县或者是获鹿县的一个山村，朱德曾经在那里参加抗战。这组诗就是颂扬朱德总司令的。

之所以知道这事，是他把这一组诗写好后，要寄给石家庄地区文化局管创作的一位编辑，名字叫刘其印。

为了稳妥并快捷寄出这组诗稿，他不是通过邮局邮递，而是让我送到马于火车站一列路过的绿皮火车上，在火车停站时，把诗稿交给最后一节车厢上的一个乘务员。

他的诗稿卷成一个半尺长的纸筒，一再嘱咐我不要丢失。

我知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袁老师信任我，才舍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也知道这事不能闪失，我好一阵子感到忐忑不安。那时我从没有单独从事过这类业务，不但缺乏给陌生人说话的胆量，更没有丝毫去亲自用行动接触任何人办业务的动机。但袁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尽管我感到惶恐不安，还是仗着胆子去做了。

但我仿佛突然长大了，长大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路顺风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我把这一卷诗稿交给火车最后一节车厢上的乘务员时，我还叮嘱了他一句：“千万不要丢失了哇！”那位乘务员冲我笑笑，用手攥起拳头摆了一个让我放心的手势。我长出了一口气。

袁学骏老师带领我们“文艺通讯班”学习的一年，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到处体验农村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又把当地两个知名作家诗人侯立身、任庆阳请进课堂讲课，使之达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

这方面的经历，我已经在其他多篇文章中写到了，不再重复述说。我所补充的是，每次活动之前，袁老师都提前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说你要起到带头作用，一定不要迟到。谁迟到你也不能迟到。不能迟到还不算，你一定要提前赶到，比任何人都要提前一些时间赶到。

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重点学生，什么叫重点作者，什么叫重点培养，什么叫只能先进不能落后。进而知道了，在爱与被爱的师生关系上，不迟到，不落后，是学生对待老师的唯一方法。所以，现在我特别膈应我培养的学生中有哪一个在我安排的活动中迟到的人，不听话的人，对待一些纪律明知故犯的人。一但发现这样的学生，我宁愿将其抛弃。这是当年袁学骏老师教给我的方法。

在老师组织举办的活动中不但不迟到，而且要提前赶到，这是对老师的尊重，更是以实际行动爱戴老师的感情，那种把老师的话当屁对待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袁老师在执教“文艺通讯班”时，发起了一个“到年终写百首诗的比赛”，当然我是最先到达目标的人员。

那个时候，由袁学骏老师推荐，我的诗开始在上边一些报刊发表。发表了一些作品，我开始骄傲，有一天袁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狠狠地剋了我一顿。袁老师真能剋人，一字千钧，把我剋得个泪流满面。平时对我表扬惯了，一旦劈头盖脑给了我一顿批评，真是受不了。

这样的批评有很大好处，以后我再也没有骄傲过。

1975年1月高中毕业，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记得那天是13日，袁学骏老师领着我们班委会成员到辛集照相馆照了一个合影。人员有袁老师、王永祥老师，同学李从想、王俊英、张居易和我。

毕业后，我回到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写作，因为有袁老师的支持，能够不断进步，这得益于袁老师的督促、教诲。

后来，袁学骏老师从马于中学调到晋县（现晋州市）文化馆工作，更利于我进行文学创作了。从学校养成的习惯，每次袁老师组织的文学创作会议，我都是提前第一名赶到，打扫会场，为会议准备几瓶开水，绝没有迟到的现象发生。

我第一次在《石家庄日报》发表作品，第一次在《河北日报》发表作品，都是由袁学骏老师推荐的。

有一年，我们村的第三生产队，按照提前抓阄的顺序排列，轮到我去海河修工，起初，我怕得要命。因为修工是一个累死人的差事，每人推一辆小红车，每天早出晚归，从河底往河堤上推无数趟泥土。我毕业后没有做过重活，肯定是吃不消。但轮到我了，我也绝不后退。为此我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一是每天早晨与赵清河一块锻炼身体，或跑步或打篮球，这次去海河修改也有赵清河；二是主动在家里做一些脏活、累活，比如起猪圈，用小推车从田里推土回来垫院子。这个时候，恰恰接到袁学骏老师通知我到城里参加创作班。村长、队长看到我的通知，很支持我到城里参加创作班学习。村里领导很重视人才，把我的名额换上别人去海河修工了。

万幸中，袁老师救了我一命，如果我去海河修工，很可能累个半死。

虽然这是阴差阳错赶对的事，但冥冥中好像是袁老师来救我。

而且，那次文学创作班只有我一人参加，袁老师带着我去吃住在周头公社，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现在想来，感慨万千，对袁老师感激不尽。

记得那时，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边行进，一边“吱吱”响动。袁老师说，这样也好，这等于一路鸣笛警示，不会出车祸。

再后来，袁老师推荐我参加了石家庄日报的通讯员学习班，学习期半年，吃住、工作在报社，我主要跟随副刊编辑曹继铎老师学习文学创作以及副刊编辑工作。这对于我提高编辑技巧，后来熟练地从事《滹沱河畔》杂志、《太行文学》杂志、《晋州报》以及现在的《魏征文学》《晋州文学》的报刊、网络文学编辑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感谢袁学骏老师的培养，铭记师恩永世不忘。

现在，我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是与袁学骏老师的精心培养分不开的。我感激袁老师，不忘袁老师，只有坚韧不拔，一心一意不断进取，以期用更大的成绩报答袁老师！

在高中时遇到袁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作者简介：赵贵辰，男，1957年8月出生于河北晋州市。1999年参加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有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等报刊发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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