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绍兴二府，其方言虽别具特色，但就其大的范围而言，仍属于吴语系统，且大运河虽以杭州为最南端，但大运河向南其实有一个延伸段，即经绍兴直达宁波的运河，同样也将绍兴、宁波与浙西联结在一起。无论是交通联系，还是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扬州、绍兴、宁波三府均应归于江南文化的范畴。

换言之，风俗习惯、方言将扬州、绍兴、宁波与所谓的江南有所分隔，却又被一种想象的繁华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鉴于此，本书所谓的江南，除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之外，尚包括扬州、绍兴、宁波三府。

早在元代末年，由于元朝政府对江南士人采取一种较为优惠的政策，致使元代末年的江南士大夫以及富民，无不过着一种相对奢侈优游的生活。他们以豪奢相尚，广建园囿，诗文唱和，从容风雅，确乎可称乐土。“吴中素号繁华”，大抵已经道出了元末江南的繁盛景象。

至明正统、天顺年间，江南经济得以恢复。以苏州为例，当时仅可称“稍复其旧”，但还是“未盛也”。直至成化年间，经过朝廷的休养生息，苏州已是“迥若异境”，愈益繁盛。

这种繁盛的景象，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城市大兴土木，“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馆亭布列，略无隙地”。

• 二是城市人口集聚，“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

• 三是旅游、娱乐业的勃兴，“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 四是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凡是上供给朝廷的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均有所增加。尤其是像刻丝、螺漆之类，自南宋以来，这些工艺久已失传，明代不仅加以恢复，而且使工艺更为精妙。

• 五是人材辈出，尤称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至嘉靖、万历年间，尽管朝政不纲，但江南承平已久，号称“斗米七钱”，更是奠定了江南的人文风气。

这种风气，倡始于士大夫，他们以科名归养，暇日颇多，风气渊雅，闻人辈出，成为一时人望。譬如他们刊刻一本书或法帖，其间即使是小小的异同，小小的源流，动辄成为掌故，导致众人“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香悱恻”。

风气所及，即使是当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也远远超越后世的士大夫。可见，借助江南的地理优势以及市镇经济的繁荣，再加之江南士人通过科第而陆续进入仕途，以世代簪缨为特点的江南士大夫家族在明朝重新得以确立，其行为乃至风尚，成为一时楷模。

明代江南的文化生活，大抵可以“风物闲美”四字加以概括：说其“风”，是指江南形成“时尚”之风，出现时尚人物，并进而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说其“物”，是指江南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工艺日精，并且出现了“物带人号”的现象，很多物品以时尚人物命名；说其“闲”，是指基于生活富足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江南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庶民百姓，无不带有一份闲情逸致的心境，追求生活的娱乐化，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帮闲”与“女帮闲”；说其“美”，是指江南的文化生活存在着一种追求艺术化的倾向。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