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书写方法和我们今天大相径庭，我们是从左往右，古人是从右往左，我们是一排排书写，而他们是一行行刻字。最让我们头疼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文言文中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经常会因为断句出现理解歧义，甚至是闹笑话。

就好像最多人知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么简单的几个字，也可以在今人口中解读出好几个版本来，加上实在久远，不同的断句配合不同的理解，终于生出分歧直到衍生出各种流派来。

《道德经》后两千年来，中国文言文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进步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正确断句古文呢？

时代的进步虽然没有在中华文化中催生标点符号，但是还是催生了其它朗读断句识别法。所以，越到后来的文言文章表达越精准，直到根本不会产生不同的断句引起歧义。这种中国文言文特有的断句法，就叫做“句读”。

古文从来没有标点，古人读书，首先要学会“句读”，所以“习六书，明句读”是读书人的基本功。

“六书”是指结字方法，习了六书就知道一个字为什么会这么写，而明“句读”是指断句方法，告诉你如何去朗读这篇文章。

何为“句读”？“句”是完结，读（dòu）是停顿、暂停。

题主问的是古人写书对于断句的标准，写书自然是怎么想就怎么写的，所以一篇古文的句读是要依靠读者体会到前人的行文方式才能正确诵读。句读的要求是对读者的，对作者而言，只需要按平时说话升级成书面语言（文言文）表达出来就好了，断句之间不但没有标记，连多空一点都不会，因为他写完了，你读不懂是你自己的事情。

何况“明句读”在文言文时代相当于小学生的功夫。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普通话和文言文语言系统不一样，标点符号早就通行，而且大多数古文早已经有学问家帮我们标注了符号，我们只需要按我们自己的习惯阅读就好了。

但是在阅读学问家标注好的古文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学者的观念，就拿“道可道非常道”来说，大部分人标注文“道可道，非常道”，而有些人抛开学问家的看法，自行标注，就标成“道，可道。非，常道”，这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方向的理解了。

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有能力句读的情况下，最好是去读原文，也就是没有标标点的古文，这样可能在原文思想上能够不受学问家干扰，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句读是有一定规律的。

我们要进入古人的行文思路，了解古人的表达方式，不同时期的文章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

押韵与对仗

比如诗歌词牌，诗是韵文，那么找到这篇诗文的韵脚，断句的位置自然就出来了，如果是近体格律诗的话，对字数长短、句数都有严格限制，这种句读方法是非常容易的。

而在上古，句式结构简单，一般是四言、五言，而且也是依靠韵脚来进行句读。同时，楚辞之类的长短句，句式虽然不整齐，但是中国人极其爱使用排比、对仗的修辞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断句。这种方式的句读方法在骈文、赋中特别明显。

虚词与句型

唐宋之后的散文，句型开始散乱，不过同时出现了大量标志性的字词，帮助文章进行断句。这些新字词的诞生，集中表现为介词、语气助词。这些虚词就相当于标点符号的作用。我们只要看到“焉哉乎也耶矣”这些字的出现，基本可以确定这是句末了。

介词“以”、“而”、“故”、“斯”等，一般是在句首，还有发语词“夫”、“若”之类，一定是一句之首，那么出现了这些虚词的时候，前面就肯定要断句。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句式：“……者，……也”、“为……所”、“不亦……乎”等，这都是独立而完整的句子，句读清晰。

说话与人名

而相对于今天的冒号、引号，古文中常用的交谈就是用“曰”、“谓”、“对曰”这些字来表示，像“子曰”后面又出现了“曰”，那么就是换了一个人在“曰”，我们要注意句读和角度的切换。

出现人的名字时候也是要断句的。不过人名首次出现都是全称，而在后面再出现基本上只出现名。比如“诸葛亮”，到后来可能就只是一个“亮”字就代表了他，我们要有意识地标记句读。

这些都是在阅读没有标点的古文时候断句的技巧，但是再说一遍，每个人理解一不样，句读的位置就可能不一样。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进入古人的思维意境，了解他到底想要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表达，当我们把文章的意思弄通了，然后在这些区分句读的技巧帮助下，才有可能真正做出正确的断句。

掌握中心思想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是阅读现代文还是文言文。

为什么有些朋友拿起一篇古文就读得有声有色？这是有大量的阅读打底，形成了文言文思维规律，了解了古人语境，才能真正做到游刃有余。

无他，唯手熟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