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朝明

“山东终于承认自己落后了。”一段时期以来,此话题在网络上甚嚣尘上,大有市场。山东“落后”的原因究竟何在?不少媒体、网友将其归结于“官本位”、官僚主义,甚至和孔孟之道画上了等号。

这里所谓的“官本位”,几乎与官僚主义是同义词,都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畸形价值观。在现实中,这种“官本位”常常表现为官员高高在上,独断专行,脱离群众；阿谀奉承,遇事推诿,办事拖拉；贪图享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种种习气。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宗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工作,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与彻底根除。

然而,不辨病症,无以施刀药。“官本位”症结何在?令人感到意外和惊讶的是,不少人将其归结于“孔孟之道”,把矛头直指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贤。这实际是一种似是而非、迷茫淆乱的文化自谴。但在事实上,翻遍世间所有的儒家经典文献,也难看到圣贤们究竟与这里所谓“官本位”即官僚主义有何瓜葛。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学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学说,尤为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在孔子看来,“天下为公”,每个人尤其是“大人”“君子”都应有更高的公共意识,良好的社会公德。“孔孟之道”涵盖仁义道德学说与性命祸福之道,可谓包罗天地,无所不在。但就其本质而言,关注最多的恰恰是“大人”“君子”必须辨明、遵循的“位”与“分”。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官本位”的话,那么“孔孟之道”强调的正是为官者应尽其本位,尽其职分,安其位而谋其政。显然,这与庸俗所谓的“官本位”是截然不同的。

以饱受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说,这其实是孔子儒家“正名”主张的简要表述。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复合的。在工作中,有“君”和“臣”即上、下级的不同身份；在家庭中,有“父”与“子”、“夫”与“妻”的不同身份。因此,每个人都处在君臣、父子、夫妻以及兄弟、朋友等各种关系中,每个人都要处理好这些基本关系。儒家的“正名”是一种“礼”的文化。礼也者,理也。人的差异性存在是客观的,每个人在政治、社会、家庭中应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儒家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属性是修己安人。按照“正名”的要求,人“在其位”必“谋其政”,应该勇于担当,按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力做好自己。“君君”意味着君要像个君,即为政者首先做好自己,做出表率；“臣臣”意味着臣要像个臣,臣下应当忠于职守。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各有对应,在此为君为父,在彼可能为臣为子,应按照本位、本分尽其责任与义务。自己的职责与分内之事,固然不容推卸；逾越本分、胡作非为之事,同样断然不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达到社会大同,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就必须明晰本位,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因此,所谓“官本位”的提法必须予以分析,进而予以理性扬弃。庸俗的“官本位”、官僚主义,就是没有真正认清自己“位”之所在,进而混淆、漠视自己职分之所应当。它不仅与“孔孟之道”毫无关系,而且恰恰是对孔子、孟子等圣贤一贯主张与苦心教诲的截然悖逆。将庸俗的“官本位”、官僚主义归结于“孔孟之道”,本质上是对母文化即优秀文化传统的不自知、不自觉,并继而导致了缺乏起码的自我反省之心与自我纠错能力。这样,南辕北辙,指鹿为马,一错再错,思想、行为的混乱和无序就在所难免。

因此,每个社会人都理应认清自己的“位”,从而尽自己的“分”。真正的“大人”“君子”,优秀的党员干部更必须勇于与庸俗的“官本位”、官僚主义决裂,进而踏踏实实地安其位、谋其政、尽其分。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文化自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题中应有之义,切不可无知、误判,以致厚诬圣贤。党员干部应带头正本清源,脚踏实地,用心学孔孟,学习真孔孟,扬弃“官本位”,践行“官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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