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19日）上午9点半，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参加诉讼。这次庭审，已经是第6次开庭审理了，一年多时间里6次开庭，为的就是查清余华英的每一个犯罪细节。
▪️为什么这次庭审被称为重审二审开庭？
▪️为何余华英会想到以拐卖孩子进行牟利？
▪️身为母亲，余华英为何卖的第一个孩子是自己儿子？
▪️曾在3年间拐卖15名儿童，他们为何能屡屡得手？
▪️2004年余华英就因拐卖儿童被捕入狱，她当时如何逃脱罪责？
▪️余华英有没有虐待孩子的行为？
▪️余华英的行为给被拐家庭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如果此次庭审中再次发现余华英还有其他犯罪事实，还要继续发回重审吗？
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总台记者从独家获取的余华英案历次庭审内容中，梳理出了相关细节。
一问：为什么这次庭审被称为重审二审开庭？
2022年7月，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
2023年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提出发现余华英有漏罪未处理，建议发回重审。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发回重审。
2024年10月11日，案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
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今日（2024年12月19日），该案正是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程雷：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所以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
二问：余华英是如何走上拐卖孩子的罪恶之路？
原一审庭审现场
辩护人：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桩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你拐卖这些孩童的主意是谁提出来的，你要如实回答。
余华英：龚显良提出来的。
辩护人：龚显良为什么想到？
余华英：我们做生意做亏了，他一般都是喊小余，找我商量，找我说了一些。
从此，余华英就走上了一条罪恶之路，犯案多起，不知停手。余华英供述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1996年，我和龚显良到贵阳，这次去贵阳前，龚显良就给我说，做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商量就到贵阳去找小孩，然后就带到邯郸去卖。
三问：身为母亲，余华英为何卖的第一个孩子是自己儿子？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的一户普通人家，排行老四。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生下一女。据媒体报道，在同村村民眼中，夫妻俩的风评并不好，“两口子都不是勤劳、肯吃苦的人，王加文还在外面搞些偷鸡摸狗的事情”。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人称“龚木匠”的龚显良。
在龚显良的劝说下，余华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随后与龚显良一同外出做生意并同居，其间生下一男孩。庭审中，余华英把卖掉自己儿子的原因，归咎于经济困难。另外，余华英还说卖掉儿子也是因为自己与龚显良关系不正当。
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余华英和龚显良把自己仅有两个月大的亲生骨肉卖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五千元。
四问：曾在3年间拐卖15名儿童，他们为何能屡屡得手？
犯罪特点1：两人作案分工明确 固定贩卖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