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除边远山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除私有土地外，还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寺观占有的土地，以及职田、学田、屯田、营田等占有土地的形式。

出租土地的地主与承佃土地的佃户之间，订立契约，不仅规定了租佃的年限，还规定了田租为定额租还是分成租，以及交租的形式及其他要求等，用以确定地主与佃户间的法律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诸路（应作道）州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且述土地所宜，及其（应作某）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有字衍）缺丁（男），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这是宋太宗诏令由众民户推举而由官府任命的农师，与里正村耆一起组织上述各类农户，按照民间租佃制的关系订立契约，收成依契约分成，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里提供土地户即是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耕租他人土地户即是佃户，“依契约分”“收成”，即是分成制的租佃关系。

这种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不仅反映在普通的地主与佃户之间，也反映在寺院土地、学田、职田、官田的田主（或官府）与佃户（或屯田兵士）之间。

封建租佃制的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其主要形式为分成制，尤以对半分成制为主；四六制或倒四六制（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是常见的分成制地租。官营而招民户或由兵士佃耕的营田内，也实行同样的分成制。绍兴六年（1136）即规定：“缘今岁法行之初，佃户耕种未遍，欲将所收子利不计顷亩，止以今岁实收数，除桩出（即留出，原因是‘借贷种粮’）次年种子外，官中与客户中半均分（原注：谓如实收一石，官中、客户各五斗）。”绍兴十六年“依百姓体例”，官给耕牛及种粮的，“其所收的物斛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这是具有“牛租”的倒四六分成制。

除分成制外也有实行定额租制的，如官府实行的定额租也是按照民间的规定，绍兴六年对江南东、西路及镇江府（属浙西路）的“不成片段闲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召人耕种”。

五代、宋代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但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所占比重都很少。

与租佃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租佃制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城乡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区分的新的户籍制度在北宋前期形成。

唐代没有单独的城市户口，客户指离开本地寄居他处不分贫富的客籍户；“官户”是没有户籍，低于“杂户”，高于奴婢，上番服役，也称“番户”的贱民；而工匠及在官府服杂役的人户称为“杂户”，虽有户籍附于州县，但地位低于普通民户甚至不能与之通婚的贱民；普通民户则依资产多少分为九等纳户税，也称税户，客户（寄庄、寄居户）按贫富依税户七、八、九等纳税，等等，到宋代都发生了变化。

唐代城市居民虽有“坊郭户”之称，但没有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实行城乡分治，在户籍制度上单独设立城镇户口的“坊郭户”户籍，坊郭主户还单独划分为十等，承担赋税与“科配”（属临时性赋税性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