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问题，说是在古代太平时期，地主*掉不听话的佃户或是长工，官府会不会惩治地主？

这里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地主*害佃户或长工的行为是否会被官府追究，需要结合具体朝代的法律制度和社会阶层结构进行分析。以下从法律条文、社会现实和典型案例三个层面进行说明：

一、法律层面的规定

1. 唐代《唐律疏议》 卷二十二《斗讼律》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者，杖一百；无罪而*者，徒一年。”但明确将“佃客”归入“部曲”阶层：“佃客谓依令佃食于人者”，其法律地位高于奴婢。若地主*害佃户，理论上可参照“主*部曲条款”：“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者，加一等。”

2. 明代《大明律》 《刑律·人命》规定：“凡*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万历年间《问刑条例》补充：“凡佃户佣工与良人相犯，各依凡人科断。”，《大明律》中也有明文規定：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父母，故殺雇工人者，絞罪。不过明清时所谓的雇工，也即题目中所问之“长工”，其法定地位比普通的良民地位要低，在实际操作中，主人家打死打伤后，较打死良民的罪刑一般要减等，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订立的《雇工人条例》就将雇佣关系中的暴力犯罪量刑减等。万历十年潞城王府一个镇国中尉*死雇工人，就直接被革为庶人，并发高墙终身圈禁：万历十年九月初二日，潞城王府镇国中尉俊 *雇工人，革为庶人，发高墙禁住。

3. 清代《大清律例》 延续明代法律体系，但存在长期雇佣关系的所谓“雇工人”、“长工”，地位更加低下，《刑律·斗殴》规定：“家长*伤雇工人，减凡人三等；奴婢又减一等。”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订条例，明确规定：“农民佃户雇请耕种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俱依凡人科断。”

二、社会现实中的执行差异

证据制度缺陷：清代《驳案新编》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直隶案例，佃户张二被地主殴打致死，因无目击证人，最终以“疑罪”结案。

赎刑制度：明代《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成化年间江西案例，地主李庸*害佃农，通过缴纳"赎罪银"一千二百两免于死刑。

宗族干预：清代福建《闽县乡土志》记载道光六年（1826年）林姓宗族内部调解地主殴毙佃户案，以“赔烧埋银五十两”私了。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记载南宋绍定年间江西转运使处理“熊懋殴*佃客案”，依法判处地主熊懋绞刑，但最终通过“赦宥”减为流放。

明代《嘉靖新例》刑例三记录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南直隶案例，地主王守礼因田租纠纷*死佃户，按“故*”判处斩刑，但经刑部复核改为绞监候。

清代《刑案汇览》卷三十一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东案例，地主刘文德逼死佃户王氏，按“威逼人致死”律仅杖一百，赔偿银十两。

宋代至明代，佃户法律地位逐步提升，绍兴四年（1134年）诏令“佃户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佃户，减凡人一等”，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改为“平人相犯” 。但情况到了清代又不一样了，存在长期雇佣关系的所谓“雇工人”、“长工”，地位变得更加低下，清代中期改革，乾隆二十四（1759年）定例“凡地主欺压佃户、乡绅凌虐平民者，照违制律治罪”，但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显示此类案件年均立案不足十起。

这些史料表明，尽管历代法律对主佃关系中的暴力犯罪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受证据收集难度、地方势力干预和法律特权等因素影响，实际惩处力度往往弱于法典规定。尤其在缺乏现代尸检技术和独立司法体系的古代社会，佃户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