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无非也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季节，看上去像绯红的轻云，但樱花树下是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留日学生先在这里学习日语），单从发型来看也是一片风景。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可以看看；洋房里也可以进去坐坐，傍晚的时候，还能听到有人在练习跳舞呢。
别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我决定去看看。
我去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从东京出发，不一会儿就到驿站了，说来也奇怪，别的地名都不记得了，至今还记得“日暮里”和“水户”。水户是朱舜水先生（明清之际思想家）客死他乡的地方。仙台这个地方不大，冬天很冷，没有中国留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被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的芦荟运到北京就请进温室，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是颇受优待，不但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食宿操心。一开始的时候我住在监狱旁边的客店，虽然初冬颇冷还有蚊子，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觉得这家客店包办囚人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跟我说了好多次。我虽然觉得客店包办囚人饭食跟我无关，然而好意难却，只能找别的住处。于是搬到别的地方，离监狱也远，可惜每天都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看到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学的是骨学，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的藤野严九郎。
自我介绍以后，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就接着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讲桌上大大小小的书就是从最初到现在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有线装的，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的时间，并不比中国早。
那些坐在后面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对学校比较了解。他们会给我们讲每个教授的历史。这位藤野先生，穿衣服太迷糊，有时会忘记带领结；冬天只有一件旧外套，比较寒颤，有一回上火车被管车以为是小偷。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有一回见他上课没带领结。
过了一个星期，他让助手喊我去研究室。他当时在研究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了。他让我把他的讲义抄下来给他看。收下我的讲义之后，过了两三天就还给我了，而且说，以后每个星期都要给他看一回。我拿回我的讲义再看时，大吃一惊，同时感到不安和感激。我的讲义从头到尾，都用红笔添改过，不但增加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都一一订正。就这样一直继续教完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当时我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他把我叫去研究室，原来是我讲义上画错了下臂血管的位置，他告诉我“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我当然是不服气的，口头答应，心里不服“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到东京玩了一夏天，初秋开学回了学校，成绩发榜了，一百多个同学中，我在中间，没有落第。这学期藤野先生所担任的课程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个星期，他把我叫过去，很高兴的，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有让我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所以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住的地方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找出来给他们，他们就是翻了一遍，并没有带走。他们刚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我拆开看时，第一句话是：
“你改悔吧！”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经托尔斯泰最近引用过。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开头就是这句话。日本报纸的斥责，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早受了他的影响。还有一层含义，大概是说上半学期解剖学实验题的题目，藤野先生在我的讲义上做了记号，我提前知道了，所以能那样的成绩。信的末尾是匿名。
我又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要开同级会，干事在黑板上广而告之，最后一句“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漏”字旁边还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觉得圈的可笑，但没有放在心上，发生了这事才知道那个字是在讽刺我，言外之意是我得了老师泄露出来的题目才有现在的成绩。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有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愤愤不平，一起去问责干事借口看讲义的无礼，而且要求他们把检查的结果公之于众。最后流言消灭了，那干事要收回那封匿名信，我还是把信还给他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高于60就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不怪他们疑惑。但是后来，我就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加霉菌学，细菌的形状都是用幻灯片来显示的，一个段落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就会放几个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宣扬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还有我。
“万岁！”他们拍掌欢呼。
这种欢呼，每看一个片段都会有，对于我来说，这声音很刺耳。后来回到中国，看到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是像喝醉酒一样喝彩着，哎，没有办法想象。但是那时那地，我的想法变了。
到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去找藤野先生，告诉他我不学医学，并且要离开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好像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还是有用的。”其实我并不是要学生物学，因为看他有些难受，所以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他叹息说。
快要走的前几天，他把我叫去他家，交给我一张他的相片，后面写了两个字：“惜别”，并希望得到我的照片。而当时我没有，他便叮嘱我以后寄给他，并时常通信告诉他我此后的状况。
离开仙台以后，多年也没照过相，当时也没什么正经工作，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所以连信也不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久了，更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有时想写信，但又难以下笔，就这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寄出一张照片和一封信。估计他会觉得我是一去之后便杳无音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会时时记起他，在我认为我的所有的老师中，他是最让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人。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都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不为人所知。
他给我改正的讲义，我曾经修订成三厚本，收藏起来，想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搬家的时候遗失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只有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的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想偷懒的时候，抬头在灯光中看见他黑瘦的面貌，好像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就让我忽然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辈所深恶痛绝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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