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带来奇珍异巧的异域人的方式，这些奇珍异巧就是唐朝的贵族阶层以及模仿贵族者梦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迫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

毛毳腥羶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进胡音务胡乐。

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胡风的盛行波及到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外语，如高丽语、吐蕃语、吐蕃语以及林邑语等语种的学习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还不清楚。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作“君羅”。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都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人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但是到了七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它是一种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妇女戴帷帽，当时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强烈的物议。

671年（威亨二年），唐朝发布了一道诏令，试图禁断那些“深失礼容”的女骑手，要她们在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但是，对于这种诏令根本就无人理会。到了八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八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九世纪时，正当凉州（这里以易于向外来风尚妥协而知名）这样的城镇中的居民随意地选择外来服装和生活方式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人民却任保持祖国纯止风俗的精神鼓励下保留了汉装。

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在这些都市里的毡帐居住者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伟大的唐太宗的儿子，不幸的太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官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象一位真正的突慨可、坐在帐篷前的狼头薄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何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余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

风管在当时模仿承乾太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具有这种粗野爱好的人的数毕竟是很有限的，唐朝杜会上更普遍流行的是从外国传来的食品，这些食品当时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外来食品中，最流行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小“胡饼”，其中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带有芝麻籽的蒸饼和油煎饼，尤其备受人]的青睐，虽然胡饼深受外来居民和唐朝本地人的欢迎，但是制作胡饼的技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制作和出售胡饼的通常都是西域人：在唐代颇为流行的一·个故事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位胡饼商。有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在黎明前从他的情人的家里回来，这时他所在的里坊的还没有开，在等待开启里门的晨鼓声时，这位年轻人光顾了这样的一所胡饼店。据记载：

（郑子）及里门，门扁未发。门旁有胡人需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廉下，坐以侯鼓。